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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古为戎州、叙州，酿酒历史悠久。据宜宾地区出土汉墓遗物中，有许多陶制和青铜制的酒器，说明早在汉代就已盛行酿酒和饮酒的风俗。宜宾盛产荔枝，据《华阳国志》和《太平御览》中均有记载，其荔枝甜郁芬芳，多汗可酿酒，故当地自古以美酒和荔枝相联系。唐代酿有“重碧”酒，永泰元年（765）诗人杜甫在戎州赋诗曰：“胜绝惊身老，情忘发兴奇。重碧拈春酒，轻红臂荔枝。”宋代酿有“荔枝绿”、“绿荔枝”名酒。元符年间，黄庭坚旅居戎州曾赋《廖致平送绿荔枝，为戎州第一；王公权荔枝绿酒亦为戎州第一》诗曰：“王公权家荔枝绿，廖致平家绿荔枝；试倾一杯重碧色，快剥千里面轻红肌；泼醅葡萄未足数，堆盘马乳不同时；谁能品此胜绝味，惟有老杜东楼诗。”又据《叙州府志》载：“荔枝绿酒，宋王公权造，黄庭坚称为‘戎州第一’，有‘荔枝绿颂’，曰：王墙东之美酒，得妙用于三物，三危露以为味，荔枝绿以为色，哀白头而投裔，每倾家以继酌。”说明“荔枝绿”是用多种粮食酿制而成的。黄庭坚在《金鱼井》诗中赞戎州酒曰：“姚子雪曲，杯色争玉。得汤郁郁，白云生谷。清而不薄，厚而不浊。甘而不哕，辛而不螯。”熙宁年间其酒课为“五千贯以下”。元代的《酒小史》还载有“王公权荔枝绿，廖致平绿荔枝”酒名。明代酿有“咂嘛酒”，如《本草纲目》载：“秦、蜀有咂嘛酒，用稻、麦、黍、秫、药曲，小罂封酿而成，以筒吸饮。”清代酿有“杂粮酒”，闻名于世，系由“荔枝绿”、“咂嘛酒”脱颖发展成的“烧酒”，是用高梁、粳稻、糯稻、玉米、荞麦五种谷物酿成。1929年宜宾县前清举人杨惠泉爱其酒质优点，而鄙其名称，更名为“五粮液”。

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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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们生活的宋朝时期，是历史上幸福指数最高的朝代，节日的宗教色彩淡化，娱乐成分大大增加，节日成了宋朝市民阶层的狂欢的代名词，特别是春节更是放大到极致，宋朝的春节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到元宵节结束，更有甚者从腊八节开始一直到二月二都称为过年。皇帝和上层文化精英与民同乐，宋朝人春节放假，原则上大年初一前后各放三天，元宵节放假七天，腊八放假三天，二月二中和节又放假三天，春节这一个月中就放假20天，助推了春节的节日文化的发展。宋朝人过的春节实际上叫元旦，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一“正月”条目：“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只是民国实行阳历纪年，正月初一才改称春节。《水浒传》中过节的场景不少，其中最多的是对元宵节的描写。书中虽然没有写过年的场面，从对元宵节的描写来看也会很隆重的。宋代过春节普遍开始燃放爆竹。水浒中出现了一个放炮高手，呼延灼在推荐凌振时提到，“此人善造火炮，能去十四五里远近，石炮落处，天崩地陷，山倒石裂”。看看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凌振又放一个车箱炮来，那炮直飞在半天里响；凌振就岸边撒开炮架，搬出号炮来，连放了十数个。号炮者，兴兵列阵埋伏冲杀的信号，仅为战场之帮衬，不是战场之重要武器，宋朝还没有实质上的火炮，凌振的炮兵部队只是一群放爆竹的高手。可以说明宋朝的爆竹制作技术已经很成熟。宋代的除夕夜，爆竹之声通宵不绝。《东京梦华录》说：“是夜，禁中爆竹山呼，闻声于外。”宫廷高院深墙内燃放爆竹的声音，传到了宫外。宫外大街小巷都有人竞相燃放爆竹。据载，宋朝的爆竹品种不下百余种，有单响、双响、连响。其中，飞上天空才爆响的二踢脚爆竹，这是凌振火炮的原型。宋人过年都要饮酒。水浒中饮酒的文字不在少数，说明在宋朝饮酒成为一种时尚，特别是过节，宣和五年宋江军营中的元旦酒宴、宋江领军剿灭了王庆班师回京的元旦筵宴。还有宋江在花荣寨里度民间元宵节和描写京师元宵节，都刻画的令人如临其境。还有宋江安排自己的弟弟宋清管理酒宴，说明了对酒宴的重视程度，《水浒传》全书六百多场（次）饮酒，描写相关的酒业状况、岁时饮酒习俗、饮酒礼仪、宴饮时尚、饮酒器具、酒令、酒的种类品牌等等，通过这些环境、背景描写，显示了那个时代酒文化的特点，向读者展现了一幅丰富的宋代酒文化全卷。宋朝人过春节是和“灯”分不开的。水浒中也多次提到“灯”和元宵节，宋江“正月十一”进京赏灯谋求招安，东京城到处“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挤挤，各有服色”。正月十五傍晚，灯会进入高潮，“家家门前扎缚灯棚，赛悬灯火，照耀如同白日，正是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人看人。”天汉桥边扎起鳌山，街边楼上“笙簧聒耳、鼓乐喧天，灯火凝眸，游人似蚁”。大名府也家家门前扎起灯棚，在城大街小巷，家家都要点灯。大名府留守司州桥边，搭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红黄纸龙两条，每片鳞甲上点灯一盏，口喷净水。去州桥河内周围上下，点灯不计其数。铜佛寺前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青龙一条，周回也有千百盏花灯。翠云楼前也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着一条白龙，四面灯火，不计其数。这与历史记载是相吻合的，据《东京梦华录》说：“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冬至以后，开封府便开始雇人在御街宣德楼前搭建彩山架子，灯山上彩之后，“金碧相射，锦绣交辉”。还有临时搭建的“横三门”，上面大书“大观与民同乐”或“宣和与民同乐”字样，一派富足祥和的景象。宋朝人过春节不仅仅穿新衣，还要男女戴花以示庆贺。《水浒》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宋江正月十一进京赏灯谋求招安，东京城到处“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挤挤，各有服色”。柴进、燕青在东京酒楼上，“凭栏望时，见班直人等多从内里出入，襆头边各簪翠叶花一朵”，一位姓王的班直告诉他们：徽宗给每个班直“皆赐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有宫花锦袄，才能自由出入大内。可以看出宋朝人过春节是要簪花的，这在梁山好汉中是有所体现的，东京的中级军官林冲、徐宁都戴美丽的花，连大名府的侩子手蔡庆，生来爱戴一枝花，贫苦渔民阮小五“鬓边插朵石榴花”，燕青更是“鬓畔常笄四季花”，一年四季都戴花。宋江所作的《满江红》中写道：“鬓边不可无黄菊”，由此可知，如果不是出席菊花会的众头领，每人都在鬓边插上了菊花，至少宋江本人是插了菊花的。第八十二回，梁山好汉们头上全部戴着御赐的金花，参加了皇帝的筵席。男人簪花发展到宋朝，几近极致。一朵小小的簪花，甚至成为上层社会身份的标识、等级的象征。当时每逢重大节庆，君臣都有戴花的习惯，此即《宋史·舆服志》所说的，“襆头簪花，谓之簪戴”。《东京梦华录》说宋徽宗每次出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从驾的臣僚、仪卫，也都赐花簪戴。当时节日不同戴的花也不同，如：上元夜戴闹蛾、玉梅、雪柳；端午戴茉莉；立秋戴楸叶；重九簪菊。对美的欣赏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和民俗。从水浒中梁山好汉过春节，我们可以透视出宋朝的春节真正的体现了与民同乐的朴实儒家文化理念，还原了了宋朝市民丰衣足食的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