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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行在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名闻朝野的清官，他就是张伯行。张伯行做官虽晚，但他任官始终忠于职守，克勤克俭，因而声名闻于天下，康熙皇帝对他多次表彰、擢升，称赞他是"天下清官第一"。在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名闻朝野的清官，他就是张伯行。张伯行生于清顺治八年，即1651年，河南仪封人，也就是现在兰考县。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后来焦玉禄就是在这里做县委书记的。张伯行字孝先，号恕斋，晚年又改号敬庵。 张伯行自幼即聪敏好学，受父亲、祖父的影响，品德也很高。十三岁时就通读了四书五经。在康熙二十年，即公元1681年，张伯行考中了举人，四年后中殿试三甲八十名，赐进士出身。康熙三十一年，即公元1692年，补授内阁中书，从此步入仕途。张伯行做官虽晚，但他任官始终忠于职守，克勤克俭，因而声名闻于天下，康熙皇帝对他多次表彰、擢升，称赞他是"天下清官第一"。在康熙四十二年，张伯行授任山东济宁道，当时正值灾荒，人民流离失所。他就让人从家中运粮食救济灾民，又捐出几船钱帛分发给百姓。到任后立即开仓赈济，帮助百姓渡过难关。为此，他被指控擅动仓谷，应该革职问罪。张伯行认为"仓谷为轻，民命为重"，据理力争，最终使上司免去了给他的处分。做官为民是张伯行始终坚持的原则。 康熙四十五年，张伯行升任江苏按察使，这是巡抚的属下。按照当时的官场旧例，新任的官员要给巡抚、总督等上司送礼，以示尊敬，也表示请求以后关照提拔，这大概需要白银四千两。但张伯行秉性耿直，从不巴结上司，对此腐败风气深恶痛绝，他说："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拒绝送礼。不但如此，在任内他还尽力革除地方弊病，整顿吏治，因而得罪了总督和巡抚，常受到他们的排挤。 第二年的正月，康熙皇帝南巡到达江苏，在苏州谕令总督和巡抚举荐贤能的官员。在举荐的名单中康熙皇帝没有看到已闻名朝野的张伯行，就对总督、巡抚申斥道："朕听说张伯行居官清廉，是个难得的国家栋梁之才，你们却不举荐！"说完又转向张伯行："朕很了解你，他们不举荐你，朕举荐你。将来你要居官而善，做出些政绩来，天下人就会知道朕是名君，善识英才；如果贪赃枉法，天下人便会笑朕不识善恶。"康熙当场破格升张伯行为福建巡抚。 在福建巡抚任上，张伯行兢兢业业，明察秋毫，抑恶扬善，造福百姓，使得全省风气大变，官清民乐。 张伯行在福建巡抚任上为民做了很多好事，最主要的就是买粮抚民。福建地方人多地少，每年的粮食要从他省购买，但前几任官员从不过问此事，致使奸商乘机囤积居奇，贱买贵卖，牟取暴利。百姓则深受其害，叫苦不迭。张伯行经过调查，弄清原委之后，当即决定由政府从江西等地买来粮食，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一方面使百姓免受奸商盘剥，另一方面也可以赚些钱用在下一年买粮济民上。此外，他还以身作则，捐献衣物钱财，赈济一些受害的百姓。在他任职期间，百姓没有因灾荒和饥饿而背井离乡。 到康熙四十八年，张伯行奉旨调任江苏巡抚，福建的百姓痛哭相送，如失青天。赴任后，张伯行立即发布檄文《禁止馈送檄》，严禁下属馈送钱物，以整顿当时日益盛行的贪腐之风。文中写道："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既冰蘖（音聂）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音居）永杜，庶几风化日隆。"对于百姓所得张伯行视为民脂民膏，力求赋税宽简。平常公务也杜绝礼品，不受一分一毫。有的州县官吏为了考科成绩，以利升迁，就不顾百姓困苦，任意加重赋税，百姓不堪忍受。张伯行果断地废除了许多的苛捐杂税。 因为和总督的矛盾很深，备受压制，在康熙四十九年，即1710年，张伯行以病为理由请求退休。康熙爱惜人才，不准他退休："张伯行操守清洁，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苏重地，正资料理，不得以衰病求罢。"张伯行只好忍辱负重，继续任职，为民为国尽力。 在康熙五十年，江苏乡试发生了作弊案，副主考赵晋内外勾结串通，大肆舞弊，发榜时，苏州士子大哗。康熙皇帝命令张伯行、噶礼同户部尚书张鹏翮、安徽巡抚梁世勋会审此案。由于牵涉到噶礼受贿银五十万两，案子错综复杂，审理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任何结果。 张伯行愤而上奏弹劾噶礼。噶礼就买通官吏，得到张伯行弹劾奏稿。然后又捏造事实反过来诬告张伯行。主审官畏惧噶礼的权势，逢迎巴结，案情无法审结。康熙无奈中只得下令：张伯行与噶礼解任，再命主审官审理。扬州百姓听到消息之后罢市抗议，哭声震动了扬州城。第二天，扬州百姓拥到会馆，因为平时就知道张伯行清廉不贪，肯定不会接受礼物，便用水果蔬菜相送。张伯行依然婉言拒绝，百姓们哭道："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不要推脱百姓的一点心意）"万不得已，张伯行才收下一把青菜。受审结束回来听候结果的路上又路过扬州，百姓们为防青天有什么不测，竟有数万人聚集江岸护送。 到最后，案子结果下来，竟然是噶礼免议，张伯行革职治罪。康熙皇帝痛斥大臣们是非颠倒，然后亲降圣旨：张伯行留任，噶礼革职。消息传出，江苏官民 额手相庆，纷纷写下红幅贴在门旁："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更有上万人进京到了畅春园，跪谢皇恩，上疏表示愿每人都减一岁，以便让圣上活到万万岁。福建百姓也奔走相告，在供奉的张伯行像前焚香祈祷。可见张伯行受人民爱戴之深。 在康熙五十四年，有人以"狂妄自矜"的莫须有的罪名弹劾张伯行，但康熙皇帝还是认为他无罪可治，留任南书房行走（一种和皇帝关系很密切的官职），后来，在康熙五十九年又任户部右侍郎。康熙六十一年，张伯行奉旨赴千叟宴，康熙皇帝称赞他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 雍正皇帝即位后，对张伯行也很敬重，军国大事都听从他的建议。雍正元年，即1723年的九月，升张伯行为礼部尚书，两年后，1725年的二月十六日，一代清官张伯行不幸病逝，享年七十五岁。皇帝赐谥号"清恪"，意思是为官清廉，恪勤职守，很精确地概括了张伯行的一生。

于成龙在清朝近300年的历史中，以廉洁著称的官员不算少，但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曾被康熙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他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抚大员，所到之处，皆有政声。尤其是始终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爱戴。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清山西永宁(今吕梁离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终年67岁，谥“清端”、赠太子太保。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罗城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三年之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于成龙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属县，只有丁口百余人，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目睹地方荒残，于成龙确定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规定的驱从，以家仆随身。合州土地极度荒芜。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于成龙去往黄州府（今湖北黄州市）同知任四年，任知府四年。这里着重叙述他的两件事。一是治盗省讼。“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四年后，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地湖北新州（今新春县），在湖北期间，无论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在灾荒岁月，他还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因之百姓在歌谣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为广行劝施，让富户解囊，他更以身作则，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于成龙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一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清室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赏识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未逾两年，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在黄州时，他衣内的布袋便利了治盗。升巡抚后仆人请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隶，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对廉洁有为的人材，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他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常常使“远大之辞，困于百里，深为可惜！”为此，他屡上疏推荐人材。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于成龙对科考和教育也十分关心。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盛行，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针对这种状况，于成龙规定：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对教育的重视还表现于他在各地兴办学校上。即使是像罗城那样条件困难的地区，他也很快办起学堂，并鼓励徭、壮子弟入学。他多以倡导地方绅仕捐资的方式兴办“义学”。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毁丹亚，至有惊恐喘卧不能出户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鸟兽窜”。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于成龙逝世后，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见中下层人民对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这是对他廉洁刻苦一生的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