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解药是什么呢？史无明载。他们的辛勤劳动，是弥足珍贵的。草乌是中医的常用药物。甘草、绿豆都是易得之物，配制又极为简单，以它们作为蒙汗药的解药是极有可能的。灵芝的确是一味灵药。蚜虫是附生在草木枝叶上的小虫。其中除五倍子蚜虫外，都是庄稼的大敌。
甘露是什么？
“甘露”为何物，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认为甘露是一种延年益寿的“圣药”。“其凝如脂，其甘如饴”，吃了能使“不寿者八百年”。因此，帝王称它为“天酒”、“神浆”，梦寐求之。有些帝王听说降下甘露，马上改变其年号。以甘露命名，如汉宣帝刘询、前秦苻坚等，都曾以甘露作过年号。还有的帝王，为了祈祷甘露下降，大兴土木。如汉武帝在长安城外的建章宫内建造了一座高20丈，大七围的承露盘。
清乾隆帝造了一座铜仙承露盘。一尊铜仙塑像，立于4米多高的石柱之上，手托铜盘，祈求上天赐露。如今这座承露盘还保存在北京。其实甘露并非“神灵之精，仁瑞之泽”，它不过是蚜虫的排泄物。蚜虫是附生在草木枝叶上的小虫。全世界已发现蚜虫2000多种。其中除五倍子蚜虫外，都是庄稼的大敌。蚜虫吸取植物的汁液，经过消化系统的作用，吸收了其中的蛋白质和糖分，然后把多余的糖分和水分排泄出来，洒在植物的枝叶上，有的“其凝如脂”，有的“皎莹如雪”，这就是甘露。
最早揭穿所谓“天降”甘露的，是明代学者杜镐，他说：“……此多虫之所，叶下必多露，味甘，乃是虫之尿也。”蚜虫排泄的甘露，俗称蚜蜜。据化学分析，它含有较多的转化糖、甘蔗糖、松子糖等。其中碳水化合物占70％左右，糊精占20％以上，蛋白质占3％。它的确具有一定的滋补作用，但它绝不是可治百病的延年益寿的“圣药”。
蚜蜜的危害作用也很大，它不仅会诱致菌类，使植物发生各种病害；还会招引昆虫，糟踏庄稼的茎叶，造成歉收。随着时光流逝，实践代替臆想，科学代替愚昧，甘露的本质终于被揭示出来。封建帝王把蚜虫的一泡屎尿，当作天赐的神物，实属荒唐。《全唐诗》中，发现一条宝贵的医学史资料。唐中朝着名诗人施肩吾曾写过一首《嘲雀嘏》诗，诗云“二十九人及弟，五十七眼看花”。
唐朝举子中进士后，往往要遍访长安名花，并有探花宴之盛会。此处“二十九人”为何写成“五十七眼”呢？好在诗下有注云：“肩吾与嘏元和十五年(820)同第，嘏尝失一目，以珠代之。”短短二句戏言诗，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医学史资料，能以明珠装为假眼，反映了远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们的先人即已具备了十分精湛的眼科技术，这也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假眼记录。
人参，首载于汉朝《神农本草经》，被列为温补上品。西晋末年开始栽培，迄今1660多年历史，我国系世界最早引种。祖国医学认为，其性温味甘微苦，入脾、肺二经，大补元气，固脱生律，保脾养胃，安神益智，治多种疾患。诸如《本经》载人参“主补五脏，安精神，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药性论》谓之“消胸中痰，主肺痿吐脓及痫疾，冷气逆上，伤寒下不食，患人虚而多梦纷纭”。
《名医别录》称其“疗肠胃中冷，心腹鼓痛，胸肋逆满，霍乱吐逆，调中，止消渴，通血脉，破坚积，令人不忘”。《本草纲目》记述人参“治男妇一切虚证，发热出汗，眩晕头痛，反胃吐食，痃疟，滑泻久痢，小便频数，淋疠，劳倦内伤，中风，中暑，痿痹，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胎前产后诸病”。人参亦为与他药配伍的主品，单说东汉医圣张仲景应用人参的方剂达41条，明朝大医家李时珍介绍含人参的处方计62条。
灵芝的确是一味灵药。然而，它“灵”在什么地方？原来，灵芝之所以“灵”，就因为它含有丰富的锗。锗是一种金属元素，锗对人体生理功能的卓越贡献却迟迟不为人知，甚至一向被误解，认为它对人体有毒害。直到上世纪70年代，人们才知道它具有与体内“氢离子”结合的本领。以尿或汗液的方式排出，从而增强了体内氧的供应，有利于加速新陈代谢和延缓细胞的衰老。
而且，锗在人体内只作极为短暂的停留，不到24小时便排出体外，对人体不会有毒害。学者们在研究中发现，不少一直被人们视为有补益作用的中药都含有锗，如枸杞子、山药(淮山)、人参，越名贵的含量越多。使人惊奇不已的是，灵芝的吉锗量竟比人参高四至五倍。所以有的专家说：灵芝之“灵”，看来与它含丰富的锗是有密切关系的。
菖蒲、艾和大蒜，旧时家家户户过端午必备，称为“端午三友”。古人对菖蒲、艾和大蒜的除毒功效早有认识。据《本草纲目》引宗懔《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是日采艾为人，悬于户上，可祛毒气”。《帝京岁时纪胜》说：“五月五日，细切蒲根，拌以雄黄，曝而浸酒……挥洒床帐间，以避毒虫”。从时令上看，端午节正是大地春浓、大气回暖的节令，容易流行疾病；各种昆虫开始活动，毒虫也开始危害人们。
过去民间每逢端午节总是在门口插上菖蒲和艾，以除毒；吃了难以消化的粽子后，吃蒜头以助消化，可见把菖蒲、艾和大蒜称为“端午三友”是有根据的。菖蒲是天南星科多年生常绿草本，有香气。《神仙传》中有这么一段传说：“汉武帝上嵩山，忽见有人长二丈，耳出头下垂肩。帝礼而问之。曰：‘吾九嶷山中人也，闻中岳石上有菖蒲，一寸九节，食之可以长生，故来采之。
’忽不见。帝谓侍臣曰：‘彼非欲服食，以此喻朕耳’”。这虽纯属传说，但服用菖蒲确可益智宽胸。《群芳谱》载：“乃若石菖蒲之为物不假日色，不资寸土，不计春秋，愈久则愈密，愈瘠则愈细，可以适情，可以养性，书斋左右一有此君，便觉清趣潇洒”。可见石菖蒲自古就为人们所喜爱，并常作案头清供。《本草》载称：石富蒲一寸九节者良，久服可乌须发，轻身延年。
艾是菊科艾属，古名冰台，种类很多，高约1米，叶呈长卵形，羽状分裂，叶下密生灰白色细毛，七八月间开淡黄色细花，结实满枝，实中有细子，霜后始枯。艾叶、艾茸入药，能治腹中冷痛、吐血、便血、月经不调、痛经、崩漏、慢性气管炎等；艾叶研末调敷或煎水洗可治疥癣；艾茸是灸疾的药品，捣乱如绒，制成艾卷、艾炷，供灸法用。
大蒜古代称“葫”或“葫蒜”。据记载：它原产在意大利的西西里，汉代由张骞带回我国安家落户。大蒜是百合科葱属，多年生宿根植物。大蒜有白皮和紫皮两种，均含有挥发油、蒜氨酸、大蒜新素、微量碘等。在《水浒》、《醒世姻缘传》和其他古典小说中，我们常常见到绿林好汉利用蒙汗药窃取钱财的行径。对这一神奇的药物，不少人认为纯系无稽之谈。
其实，古人对蒙汗药早就有过存疑和研究，并力图解开蒙汗药的谜底。他们的辛勤劳动，是弥足珍贵的。检核古籍，蒙汗药的药物构成有以下几种说法。“押不庐”说周革草《癸辛杂志》说：“回回国有药名押不庐者，土人采之，每以少许磨酒饮入，则遥身麻痹而死，至三日少以别药投之即活”。押不庐，李时珍《本草纲目》曾予着录，并指出这是一种药草，麻醉的效果，虽“加以刀斧亦不知”。
但是，这一高强度麻醉性能的药草仅生于中亚和我国西北地区，其他地区很难觅得：蒙汗药的主药是否就是押不庐难以断定。“草鸟末”说顾名思义，草乌末就是用草乌研磨的粉末。草乌是中医的常用药物。《齐东野语》记载：“草乌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后活”。经当代化学分折，革乌含有乌头碱、新乌头碱以及次乌头碱等成分，而其中的乌头碱对人体的各种神经末梢及神经中枢具有先兴奋后麻醉的作用。
明定王朱肃的《普济方》就曾认为草乌末用于麻醉。“曼陀罗花”说曼陀罗花是一年生的有毒草本、夏季开花，花冠似漏斗状。有些地方叫又凤茄花、洋金花、山茄子。曼陀罗花是从印度传入我国的，何时传入？有待考证。寒人周去非《岭外问答》说：“广西曼陀罗花，遍生原野，大叶百花，结实如茄子，而遍生小刺，乃药人草也。盗贼采干而末之，以置饮食，使人醉闷，则挈箧而趋”。
曼陀罗的叶、花、果、根均可作药用，各部分都含有东莨菪碱、茛菪碱及少许阿托品等生物碱。这几种生物碱都有麻醉作用。其中以花的含量为最高，约占0．43％。这说明曼陀罗花的麻醉效果较叶、果、根更佳。南宋窦材《扁鹊心书》在记载“睡圣散”这一处方时说：“人难忍艾火灸痛，服此即昏不知痛，亦不伤人，山茄花(即曼陀罗花)、火麻花共为末，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后即昏睡”。
这条材料表明至迟在南宋，以曼陀罗花为麻醉药应用于外科医疗已相当普遍。正因为曼陀罗花的药理已被人熟识，又易采撷，才成为“绿林好汉的杀手锏”。“曼陀罗花”说，较前二说，根据要充分，因此不步古人，以及当代一些中医认为蒙汗药的主料是曼陀罗花。“醉鱼草”说酵鱼草，又叫闹鱼草，马钱科落叶灌木。花和叶含有醉鱼草甙和醉鱼草黄酮甙。
其麻醉性能，对鱼类尤甚。《本草纲目》说：“渔人采花和叶以毒鱼，尽圉圉而死”。醉鱼草对人类麻痹性能也很大，人误食其花，不久便出现口干舌燥、头晕、胸闷、呼吸困难、四肢麻木等症状。虽然主张“醉鱼草说”不乏其人，但据蒙汗药“醉人而不伤人”这一条来说，“醉鱼草说”似乎不符。蒙汗药的解药更使人扑朔迷离。《水浒》记载，蒙汗药不仅有解药，而且药性特灵，吃了解药，只消半个时辰，受害者便似梦方醒。
但解药是什么呢？史无明载。沈括《梦溪笔谈》说坐拿草心具有催醒作用。但其可靠性尚值怀疑。因为宋苏颂《图经本草》、明定王《普济方》、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医书均无记载。当代中医认为毒扁豆碱可以消解蒙汗药的药性，但古代有否毒扁豆碱？有人说，甘草绿豆汤可作解药，因为甘草是常用解毒药，唐孙思邈《千金方》说：“甘草解百药毒，如汤沃雪，有同神妙。
有中乌头、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方称大豆汁解百药毒，余每试之，不及甘草。又能加之甘豆汤，其验尤奇”。《本草纲目》说甘草对天仙子有解毒作用，天仙子的主要成份是莨菪碱、冻莨菪碱等生物碱，与曼陀罗花的成份相近。绿豆性寒，能散热。甘草、绿豆都是易得之物，配制又极为简单，以它们作为蒙汗药的解药是极有可能的。三国时期，蜀魏交战。
时值六月，蜀军将士在又闷又热的恶劣气候下长途跋涉，不少人发生暑病，部队大批减员。诸葛亮召集随营医生研究防治措施，由于大部队处于深山旷野，煎服汤药十分不便，随营医生们一筹莫展。于是诸葛亮打开真人传授的医书，经过反复试验，终于研制出用药量小，既可外用又能内服的中药散剂。用这种散剂给患暑病的将士们吹入鼻腔和内服并举，将士们很快痊愈。
翌年，蜀军中又发生暑病，随营医生们还是用诸葛亮配制的这种中药散剂，将士们的暑病皆霍然而愈。于是，人们就将这种治暑病的中药散剂称为“诸葛行军散”。后来，这张治疗暑病的名方传到了魏国，魏人就将其易名为“武侯行军散”。“诸葛行军散”和“武侯行军散”的方名，一直沿用了1000余年。“文革”中改名叫“行军散”，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