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胜利酒厂经销点，丽江胜利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怎么样

一、1879年创立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这一阶段，茅台镇只有“荣和”、“成义”两家烧房。华氏把创办“成裕烧房”改为“成义”扩大生产，年产只有1500-2500公斤，主要在茅台销售，少量运往贵阳，均由盐号经销。“荣和烧房”的老板，对生产并不十分重视，产量很低，销售地点主要是茅台，很少运往外地。当时，贵州的经济十分落后，社会购买力很低。而茅台酒的价格比较昂贵，每公斤卖2钱4分银子，比普通高梁酒每公斤4分银子要高5-6倍。所以消费对象主要是富商大贾和达官贵人。那时的茅台酒，一般不用小瓶包装，而是装在能容30-50公斤的大酒罐里分销。过往客商常常买50-100公斤，运往重庆、古蔺或贵州各地。因产量有限，销售不广，两家烧房相互间的竞争并不突出，最高年产量合计不过5000公斤左右。二、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到1937年抗日战争这一时期贵州处于军阀割据统治，连年内战，但茅台酒的生产和销售范围却日渐扩大。1915年茅台酒在国际上获奖，成为世界名酒，声誉远播，销量大增，刺激了两家烧房扩大生产。1930年贵州全省实业展览会和1935年西南各省物资展览会上，茅台酒又获“特等奖”，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和销售范围。当时贵州的军阀、官僚和富商，都把茅台酒用作宴会和交际礼品。1924年-1925年周西城任贵州军务会办时，曾购买茅台酒到贵阳、北京送礼。当了省长后，更把茅台酒用于政治交往活动，每年都要送数千瓶给南京政府及邻近川、桂、粤军政要人。所以，当时小报上曾经有这样一幅骑墙联：“内政方针有官皆桐梓（周西城及其部属都是桐油梓人），外交礼节无酒不茅台。”自川黔、川滇、黔桂公路开通以后，贵州与外省联系加强，非常有利于茅台酒的运销，市场迅速扩大。“荣和”与“成义”对酒的生产更加重视，积极扩大规模。“成义”把12个窖坑都用上了，年产量增加到15000公斤左右；“荣和”的窖坑，由2个增加到4个，年产量在5000公斤以上。与此同时，周秉衡在茅台兴建了“衡昌烧坊”，年产约5000公斤，三家烧房年产量共25000余公斤，为1915年的五倍。茅台酒的销售地区较前起了较大变化。“成义烧房”主要销售地转到贵阳，“荣和烧房”主销区扩大到重庆，并且在遵义委托商号代销。“衡昌烧房”资金少、产量低，酒的质量不如“成义”、“荣和”，因在茅台没有销路，只好把酒运到贵州，直接销给自己结识的商人。茅台酒的价格，此时已由每公斤1.4-1.6银元涨至2银元，“衡昌”的酒每公斤卖1-1.2银元左右。自1915年以后，茅台酒的包装也有改进。民国初年采用紫陶圆罐盛酒，500克装的小包装，商标用红底木刻板印刷黑字，注明甘烧房回沙茅酒，并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八字印在烧房字样的左右两边。瓶头的封口用猪尿泡皮，易于损坏。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军阀周西成执掌黔政，大量订购茅台酒，作为交际礼品，“成义”“荣和”两家烧房打破常规包装，改用圆柱形小口陶酒瓶，以便于装运，造型较圆瓶美观。商标改用道林纸石印，白底蓝字，一套分为三张，贴在正面、背面和瓶口。正面两边印有麦穗，中间是“回沙茅酒”四个字，背面说明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的经过，“成义烧房”还加上郑珍的诗句“酒冠黔人国”。三、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期间，贵州成了祖国的大后方，重庆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培都，全国工商企业纷纷迁往南方。贵阳、重庆的工商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茅台酒的需求量猛增，促使三家烧房继续扩大生产。“成义烧房”在1944年火灾后重建，将窖酒坑12个增加到18个，产量到1947年达21000公斤左右。“荣和烧房”此时增加了两个大窖，年产量7000多公斤。“恒兴烧房”有17个坑，年产量达32500公斤，超过“成义”和“荣和”。三家烧房年产量共计60000公斤左右，成为茅台酒生产的鼎盛时期。这时期，“成义”与“恒兴”的主要销售点因都在贵阳，两家竞争其为激烈。“恒兴烧房”在贵阳先后设立了三个销售处，仗着资金充足，生产量大的优势，薄利多销，同“成义”争夺市场。例如，利用节日在报上大登广告，用“买一送一”的广告口号扩大销路。“成义烧房”不甘示弱，凭借着自己的老字招牌，“窖老酒醇”的牌子，保持其优越地位。“荣和”原先主要销售区在重庆，此时在贵阳打开销路，委托“新生纸号”代销。四、抗日战争胜利后到贵州解放抗日战争胜利后，赖永初把“恒兴烧房”的茅台酒商标改为“赖茅”，以此加强“恒兴”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同时，又在上海印制了20-30万套商标，显得比“成义”、“荣和”更加富丽堂皇。针对“成义”“百年老窖”的商标，赖茅特别在商标上注明是“用最新的科学方法酿制”。“成义”酒厂则大登广告，宣传“华茅”的传统特点，并且酒的售价始终保持在赖茅之上，表示华茅质量比赖茅高。赖茅提价，华茅也提价，市场曾一度出现茅台酒竞相提价的奇异现象。当时，人们习惯把“荣和烧房”产的酒叫“王茅”，于是茅台酒在市场上就有了三茅，即王茅、华茅与赖茅。1946年赖永初在上海设立永兴公司，先后销售赖茅10000公斤，并利用在重庆、汉口、广州和长沙商号推销赖茅。“成义”的华茅，也在上海、长沙、广州和重庆通过文通书局在当地的机构经销，“荣和”的王茅在重庆、贵阳都以“稻香村”号为销售点。茅台酒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外销到香港的。那时，“恒兴烧房”的赖茅在香港试销，由于数量少，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茅台酒在兴旺时期官僚资本家曾企图利用其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实力，插手茅台酒的生产。当时贵州省政府的建设厅厅长何辑五就多次想通过他所掌握的贵州企业公司和利用他的妻子华氏与华问渠联宗等手法兼并酒厂。华问渠始终没有就范，并吞政策挫败后，何辑五便千方百计排挤华家所办的企业。何辑五企图用两万银元强买华家在贵阳的文通书局。为此，华问渠通过吕新民先生给何应钦（何辑五的三哥）送去数百瓶茅台酒，请他帮忙劝阻何辑五不要强买。何应钦接受了礼物，干预了这件事，何辑五才打消了强买空卖的念头。但又时时在其他方面设置障碍，使华家在贵阳的其他企业陷入困境。因而也影响到茅台酒生产的进一步发展。1949年贵州解放前夕，三家烧房共有窖坑41个，其中“成义”18个，“荣和”6个，“恒兴”17个，年产茅台酒60000公斤左右。三家共同烤酒的甑子5个，其中“成义”、“恒光”各2个，“荣和”1个。有石磨11个，“成义”、“恒义”各4个，“荣和”3个 。有用来推磨的骡马36匹，“成义”15匹，“荣和”9匹，“恒兴”12匹。由于茅台酒销路好，利润高，许多资本家都在仿制茅台酒。贵阳太和庄的“荣昌酒厂”、遵义龙坑场的“集义酒厂”，甲川古蔺的“二郎滩酒厂”，都先后到茅台聘请酒师，甚至购买酒糟企图仿制。抗战胜利后，竞相仿制者更多，如贵阳就有所谓“金茅”、“丁茅”、“王茅”等等。但是都没有成功。“荣昌”、“集义”都相继垮台。“金茅”、“王茅”、“丁茅”也不复存在，唯有“二郎滩酒厂”继续生产，改名为“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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