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可去除的是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也为后来的汉武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景之治时期政治上奉行“无为而治”，导致地方做大，进而出现“七国之乱”。当然，文景之治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文景之治"是华夏社会的修复性增长。
如何看待文景之治？
在西汉前期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期间，政府采取了以休养生息为主的治国策略，使得西汉国家的综合国力获得了巨大的提升，百姓逐渐安居乐业，史称文景之治。对于文景之治，我们当然也需要辩证地看待它。我们先来讲一讲那个时代积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首先体现在百姓生活的巨大改善。经历了秦末的大规模战争之后，天下的经济遭到极度摧残，百姓生活极其困苦，号称达到了”人相食“的程度。
司马迁记载，西汉初年”自天子不能均驷，将相或乘牛车“。连天子想找到合适的四匹马来拉车都是困难的，将相等高官有人甚至只能坐个牛车去上朝。至于一般百姓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汉前期的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生产做为第一要务。汉文帝、汉景帝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多次下诏要求地方官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汉文帝还亲自给天下的百官和百姓做表率。
汉文帝前元二年春天，汉文帝下诏说道：”夫弄，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廟粢盛。“亲自耕种的收获用于宗庙的祭祀。对于一些穷苦百姓，政府也会尽力进行赈济。比如汉文帝元年春天，汉文帝下诏说：”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鰥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议所以振貸之。
“汉文帝还一再下诏减免天下的钱粮，节约政府的开支。有一次，他准备修建一个台子。找人过来做了个预算，结果发现修建这个台子竟然需要普通百姓十户人家的家产。于是汉文帝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后妃也都衣着朴素。西汉的田租也一再减低，最初的税率是十一而税，百分之十。后来降低为三十税一。甚至汉文帝曾经有两年下诏彻底免除天下的田租。
这些无疑都是对发展生产有利，对改善民生有利。也正因为如此，到了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的财政局面有了根本性改善，司马迁记载：”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从而为汉武帝时期的种种施政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法治领域内，汉文帝改变了秦代以后严刑峻法的局面。汉文帝下令废除了肉刑，废除了连坐制度，废除了谣言诽谤令。这些都是应该高度肯定的。西汉建立之初，刘邦号称是约法三章。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秦代的刑罚制度。比如韩信等人都是被灭族了的。而在汉文帝时期，这些严酷的刑罚都被废除了。在国家的制度建设方面，经过了文景两代帝王的努力，国家制度逐渐健全。
西汉建立之初，刘邦根本没有精力进行制度建设。他从即位到去世，始终把解决异姓诸侯王的问题放在首位。而到了汉惠帝和吕后时期，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矛盾，也没有进行制度建设。而到了汉文帝和汉景帝的几十年间，国家机器逐渐走向正轨。文景两代，西汉政权进一步巩固，统一得到了加强。这就要说到同姓诸侯王的问题。刘邦消灭了异姓诸侯王，却分封了同姓诸侯王。
这当然有刘邦不得已的苦衷，在刘邦当时，也是必要的。但到了后来，同姓诸侯王也是中央政府需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汉景帝初年吴楚七国之乱后，同姓诸侯王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汉帝国更加稳固。在文化领域内，虽然西汉前期号称黄老无为而治，尤其是窦太后非常痴迷于黄老之学。但是，事实上政府并没有对其他的学术进行打击。相反，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其他的各个学派也都出现了恢复性的发展。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儒家，儒家在西汉前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重量级的学者，比如贾谊、董仲舒等人。当然，文景之治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文景两代帝王并没有能够解决匈奴问题。当然匈奴问题由来已久，也非常复杂。这并不单纯是一个军事的问题。客观地说，在西汉前期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并不成熟。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文景两代帝王自身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尤其是汉景帝在经历了吴楚七国之乱以后，锐气顿消。而且汉景帝受制于母亲窦太后，也难于有所作为。其次，虽然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同姓诸侯王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但西汉国家的统一问题也还存在着一些隐忧。到了汉武帝时期，施行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等，进一步打击地方的分裂势力，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国家的统一问题。再次，国家礼制建设缺失。
汉文帝时期，汉文帝一度动过这方面的心思，先是有贾谊的劝导。后来又有新垣平的主张。但由于种种原因，都付诸阙如。而汉景帝也没有能够做这方面的建设工作。国家礼制建设，不仅意味着彰显统治者的尊严，也还在于强调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凝聚人心等等。第四，黄老无为而治的表象下，也积累了许多的矛盾。这里我就不再展开说了。国家的指导思想也没有明确，国家的正常选拔人才、任用人才制度还不完善。
汉文帝是怎样开创文景之治的？
汉朝文帝、景帝时期，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文景之治”。一、轻徭薄赋。汉建立以来，汉高祖刘邦总结秦亡教训，与民休息，到惠帝时进一步推进了黄老无为政治。及至文帝、景帝时期，倡导以农为本，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文帝两次下诏“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十三年六月，又“除田之租税”，公元前156年，景帝“令田半租”，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
又减少了地方的徭役、卫卒，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颁布了赈灾鳏寡孤独的法令。减轻了农民负担，使得农民生活得到相对的安定，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二，约法省禁。废除了一些严刑苛法，缓解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三，平定七国之乱。汉初分封同姓王埋下了隐患。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等率大军反击，使诸侯王势力受到致命打击，七国之乱平定后，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的任免权都收归中央。
天朝上品酒是什么样的酒，好不好？
作为行内人我讲几句客观的吧这里有赞美的，有攻击，有讲对的，也没讲全对的。天朝上品酒是有茅台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生产的，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他的口感还是不错的，酒质还行，后面据说16年开始为了快速发展，营销成本加大，可以说营销投入是茅台集团里面除了习酒的单品以外做的最大的了，但是酒质口碑这块确实糟糕，特别是市场乱价原因，所谓成以萧何败也萧何。
过去几年天朝上品借助茅台集团的大树营销战投入大，成本大当然也赚到甜头了，但一分价格一分货，所以酒质到后面无法保证了，据说都是最差的酱酒工艺（串沙）也就是基酒几块钱，所以这几年茅台集团在树品牌树形象要求集团公司全面淘汰低端酒，包括天朝上品特别是贵人酒都不能生产低端的了，总之就是为过去买单吧，但有些朋友就觉得茅台集团的其他产品都不行，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就像有些人说茅台镇除了茅台酒其他都不行一样，毕竟集团公司这么大，有好的有差的，就看自己擦亮眼睛?去选择了，总之这几年以来茅台集团内部管控更严格了，相对来说，只要是经营多年的品牌，口碑不错的，还是可以的了。
茅台天朝上品酒与茅台普王哪个比较好？
天朝上品虽然和茅台王子都是挂茅台的标，但是两者有本质区别，王子是亲儿子，天朝上品属于拿钱认的干爹，品质上差别也很大。王子应该是碎沙，所谓碎沙是指高粱打碎发酵酿造，也是粮食酒，酒质不如坤沙，长期储藏酒质变化不大。天朝上品是什么酒体，懂得人自然明白，不多说，只说说天朝上品火的原因。天朝上品能火起来，究其原因一是广告投入大，同时挂着茅台的标。
二是零售价和批发价中间有较大的利润空间，经销商也好，微商也好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卖你一瓶再送你两瓶打个五折还有很不错的利润。三是大部分的人其实不懂酒，不懂酱香酒，看广告看包装不看酒质因为不懂。喝白酒的人多，喝酱香酒的人也不少，但其中喝酒能品出好坏，说出个一二三的人真的不算多。两种酒没有什么可比性，就好比问武磊和梅西都在西甲，谁更厉害一样的问题，完全没有意义。
贞观之治比之开元盛世又如何，孰强孰弱？
诚实悟空邀请：先说贞观之治1.唐太宗经过玄武门政变登位以后，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以隋亡为鉴，联手朝臣，开始密切地注视着国计民生了。唐中央先后实行了一系列利于国家休养生息的政策：如减少苛捐杂税，减轻对人民的奴役和压迫程度；在全国范围内，严惩贪官污吏；在用人方面也有新举措，唐 中央重视科举取士，乐于、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改进统治方法。
通过兴利除弊，励精图治；在数年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使得：国泰民安，边疆稳定，万国来朝，商业十分发达。2.经济和文化也随之繁荣起来，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现象，社会的诸多公序良俗得到了遵循，社会风气有了根本好转。在历史上，我们把这个历史时期叫“贞观之治”。这与唐太宗自己虚心纳谏，聆听忠告戚戚相关。
贞观时代，唐太宗求谏态度诚恳，而且奖励劝谏；他自己也注重历史知识的积累，善于判明是非，具有一般封建帝王少有的“择其善者而从之，令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决心与行为。3.贞观年间，唐太宗及其战友都提倡节制开销，收敛私欲，反对奢侈，杜绝贿赂，这样可以切实减轻人民负担。 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开元盛世 1.开元（713—741）是唐玄宗统治前期的年号，开元年间，唐朝政治清明，社会经济繁荣，人口显著增长，国家财政收入稳步增加。
在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开元盛世”。 2.开元年间的唐玄宗对贞观之治充满了向往，这个时代，作为帝王，他是奋发有为的。他率先从经济方面进行了改，严厉打击豪门士族，消除争夺土地劳力的现象；完善了实封制度，不拘一格地增加政府财政收人，积极打击佛教势力，大力倡导发展农业。推行注重和解的民族政策，使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统一。
3.此时，社会稳定，经济得到了发展。 唐王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综合国力空前强盛。人口也得到了大幅度增长。商业发达，城市繁华，对外贸易也增长起来：波斯、大食商云聚大唐，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商贾云集，十分热闹。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全盛的阶段。"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当为写照。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哪个更辉煌？
正确答案:中国历史只有两个盛世，一个是开元盛世，一个是康乾盛世，其他只能叫＂治＂。如果用中国古代的标准，“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的顶峰。中国的领土、人口，经济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当然以现在的标准来说，“康乾盛世”是个饥饿的盛世，可是对于一个20世纪90年代才解决全民温饱的国家，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几百年前，这就是笑话。
“文景之治”内有皇族之乱，外有匈奴横行；“贞观之治”动不动天下大灾，出了长安就有饿殍；秦的军事实力是很强的，结果怎么样？“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汉的军事实力也是很强的，结果怎么样？一个黄巾起义，就使它焦头烂额；一个董卓之乱，就让它命若游丝。然而大清帝国即便在遭受重创、国势衰微之际，仍尚能平定新疆，收复伊犁，镇压太平天国。
至于前期平三藩、收台湾、对付教门会党，更是攻无不克。清王朝并不是“纸老虎”。 唐与清相比也相形见绌。唐征高丽，数征数败；清则人关前即收服朝鲜。唐征突厥，断断续续，清则人关前即收服漠南蒙古诸部，人关后数次讨伐准葛尔，皆大获全胜；蒙古族几乎全部成为大清臣民。唐征西域，胜败无常，清出兵必胜，平定回疆，将其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唐征吐蕃，负多胜少，清六次用兵，五次大获全胜。再看看康乾时期，整个中原地区一百多年未见刀兵，国家与准噶尔一百年间对赌国运，期间居然未曾加赋。由此可见康乾盛世比之前盛世之治不知强多少倍 。大清三百年，修铁路，办洋务，创建北洋水师，废科举，兴学堂，外派留学生，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接受西方思想，组建近代经济体系，开启国人近代意识，让中国从几千年来的农耕社会转型为现代工业社会，虽然很多是被迫的无奈之举，可哪一样不是利国利民，寓意深远？更别说大清初年，一统天下，民族融合，安居乐业，国家安定，开疆拓土，推广高产农作物，人口翻了几番，领土比明朝扩张了好几倍。
清朝作为亚洲乃至东半球的霸主，已经达到了封建王朝的巅峰，至于科技制度什么的，东半球并无这种土壤，屎盆子没必要扣到皇帝头上，中国人受儒家封建思想统治几千年，做到极致已是大成。如果北京和莫斯科位置互换，我相信固步自封的应该是彼得，就像你身处封建农耕思想中，你永远不可能有科技自由的思维，东半球农耕的生产力，根本无法产生促进科技思想的变革，真要说眼界问题，十五世纪哥伦布麦哲伦开船队为了什么，产生什么影响，朱棣下西洋为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从小老师就讲，郑和下西洋除了一路宣传伊斯兰教和向其他国家扔钱，没有任何实质性作用。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康乾之治，哪个是盛世中的盛世？
“盛世”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定义就是指“兴盛的时代”。一般而言，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国家繁荣昌盛、统治集团文治武功到达一定水平的社会现象，就可以称为“盛世”。盛世对内表现为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思想活跃、文化昌盛；对外表现为军事强大、贸易繁荣、影响力大。中国封建社会可称得上盛世的朝代有六十多个，仅唐朝便有武德之治、贞观之治、永徽之治、武周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之治等。
如题主所列，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康乾之治，都是历史上公认的著名的“盛世”，究竟谁能更胜一筹？如果就前文“盛世”的内外在表现套用，包括政治、经济、人口、思想文化、社会民生以及军事、外交、贸易、领土疆域等方面作对比，孰优孰劣，自可比较出来。受篇幅所限，我们不能把各项指标一一对比，去选出“最好”，但可以用排除法，将其中相对有明显缺陷的所谓“盛世”去除。
剩下的，自然也就是相对完美的“盛世”。 首先去除的是康乾之治。众所周知，清朝立国以来，大兴文字狱，历代中清朝文字狱最为严重，满清又以乾隆年间尤烈。文字狱严重地阻隔和戕害了中华文化传承，仅此一点，所谓康乾之治自不配为最佳。 第二个可去除的是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也为后来的汉武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文景之治时期政治上奉行“无为而治”，导致地方做大，进而出现“七国之乱”。
文景时期的汉朝国力并不强大，疆域也不广阔，因此可以去除。 第三个选择起来比较见仁见智，原因在于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发展都很突出，但就结果而言，贞观之治更在于“治”，开元盛世则在于“盛”，所以笔者更愿意去除“贞观之治”，而选择“开元盛世”。那么，就来说说为什么选择“开元盛世”作为盛世中的“盛世”？不可否认，开元盛世源于贞观之治的基础。
唐朝与其他封建王朝最大的区别在于，唐自立朝之初，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思想和文化，均比较开放和包容。因此，后世学者评价“开元盛世”的成因，均认为在于唐朝的改革和开放的统治政策。 及到“开元盛世”之时，同样重视农业，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史书记载：“开元、天宝之际，耕者益力，高山绝壑，耒耜亦满”。
根据史料推算，“开元盛世”之时全国实际耕地面积高达6.6亿亩，是今天全国18亿亩耕地面积的1/3强。据推算当时人口已经是中国有史以来之最的8000万人，但人均耕地却可以达到9亩，是今天人均耕地的六七倍。在一个以农耕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这无疑是一个“盛世”的硬指标。在国家治理上，开元盛世同样延续了贞观之治时期的治理举措。
此外，这一时期还另设置了“四监”来管理手工业，出现了最早的公私兼营；基本不征工商业税，因此民间手工业也发展迅速，纺织丝织业技术高超，陶瓷业异常发达；金融机构——“柜房”出现在城市；互市与海外贸易的发达。工商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普通百姓的谋生机会。在整治吏治方面，精简机构，裁减官员，减少政府支出。此举减轻了百姓的赋税负担。
在人才方面，实行科举选拔人才。普通民众也有走入仕途和改变命运的机会。开元时期饮茶之风兴起，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据史料记载，开元时期的市场物价“十分廉宜”。因此，“开元盛世”时期民生安乐，百姓安居，就连最擅长书写民生疾苦的杜甫，亲历了开元盛世，也在诗中愉悦地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这一时期，世界著名的大都市主要分布在中国，例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居住在都城长安城的，除了汉族人以外，还有突厥人、回鹘人、龟兹人、吐蕃人、南诏人、日本人、朝鲜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等。
长安活脱脱就是当时的国际一线大城市，人口超过百万。而同一时期整个欧洲也不过几百万人口。这一时期，大唐疆域空前辽阔，前来朝贡的蕃国数多达70余国。 开元盛世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人口、思想文化、社会民生以及军事、外交、贸易、领土疆域等各项指标，都进入唐朝全盛时期，也使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顶峰阶段，当时中国综合国力已经“独步于世界”。
汉文帝刘恒开创文景之治，真的是被天上的“馅饼”砸中，从而登基称帝吗？
哪有那么多馅饼呐！不否认汉文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但在继位登基这件事上，明显存在运作的痕迹，绝不是“天上掉馅饼”！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其中的种种疑点表明，汉文帝之所以能即位，完全是他与“功臣派”达成了某种协议！疑点一：平定诸吕后为什么杀了少帝刘弘？由“功臣派”主动诛杀诸吕的政变，其目的很明确：诸吕安刘！既然是“安刘”，灭了吕氏后，好好辅佐少帝刘弘就是了，可偏偏节外生枝，把傀儡皇帝刘弘，以及他的几位兄弟都杀掉了。
为了解释这个诡异的举动，他们抛出了一个惊人的说法：刘弘兄弟几个都不是汉惠帝骨血，是吕后从吕家抱来的孩子，冒充皇子！这个说法明显是惊天谎言，但大家都信了，现代的人也跟着信了。于是刘弘就像历史过客，被人们遗忘在不起眼的角落。我觉得汉惠帝的六个儿子都是他亲生的，不存在“假冒”一说，理由如下：1.“假冒说”出自平定诸吕后，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相关证据，这个说法就是个孤证。
平常老百姓家多个孩子出来都藏不住，何况皇子？如果是假的，不会一点证据都没有。司马迁在《史记》中仅仅记载了功臣派的说辞，未加任何评述，也没有任何旁证。我觉得司马迁对此事也是持怀疑的态度，但没有证据，于是就以这种隐晦的方式写出来，由读者自己分辨。2.“假冒说”逻辑不通有的说这六个皇子都是假的，我想问：造假本来就是技术活，为什么一下子造六个？不怕露馅吗？吕后脑子坏了？也有的说这些皇子有真有假，这就更说不通了，既然汉惠帝有皇子，为什么还要弄假的？汉惠帝脑子坏了？所以我认为，这里根本就没有假皇子，都是汉惠帝的骨血。
既然刘弘是汉惠帝的亲儿子，那么他们为什么非得以“假皇子”的说法，灭了汉惠帝的后？一种说法是刘弘毕竟是吕后的孙子，怕被报复。我觉得这个说法行不通，刘弘跟吕后真有多少感情吗？前少帝刘恭不就是因为母亲被吕后杀了，发出怨言而被吕后毒杀的吗？我的结论是：“假皇子说”就是周勃陈平等“功臣派”为了达成“反吕统一战线”，抛给刘襄刘章兄弟的一个诱饵！当时的形势是，吕家掌控了南军和北军，从皇宫到京畿地区都在吕家武力控制范围内。
周勃虽是太尉，练军营都进不了。要想除掉诸吕，实力雄厚的刘襄刘章兄弟，才是这场棋局的胜负手！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刘襄的大军出动，没有刘章做内应干掉吕产，想除掉吕氏那就是天方夜谭。怎么才能拉拢刘家兄弟入伙呢？皇位！还有什么诱惑比皇位大呢？于是“功臣派”抛出“假皇子说”，心有灵犀的刘家兄弟，仿佛由此看到了周勃陈平们抛过来的媚眼。
于是，统一战线顺利达成。这就是刘弘被杀害的原因，他成了诛灭吕氏的谈判筹码！疑点二：刘襄为什么出局？“革命”成功后，上位的为什么不是“计划”中的刘襄，而变成了谁也没想到的刘恒呢？有人说，刘襄刘章兄弟太能干，不好控制，刘恒似乎柔弱些，所以选了他。有点牵强，如果说好控制，刘弘就是最好的人选，不应该是刘恒。我觉得理由很简单，如果刘襄登基，谁是第一功臣？毫无疑问是刘章、刘兴居，而不是周勃、陈平。
如果扶立另外一个人，毫无疑问第一功臣的桂冠就是周勃和陈平！这才是刘襄必须出局的根本原因。那么为什么是刘恒？当时的候选人只有刘襄、刘恒和刘长，只有刘恒最合适。疑点三：周勃的反常举动刘恒登基之前真的一无所知吗？我觉得不大可能，以陈平的谋略，他不可能不在诸吕行动开始前，就盘算好下一任皇帝的人员。革命打天下，为谁打先得弄清楚嘛，否则跟谁讨赏钱？所以，刘襄的出局绝不是最后讨论才产生的结果，而是尽在计划中。
当初抛给刘襄的“假皇子”说纯粹就是个骗人的诱饵，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假皇子”当砝码，卖给他们选定好的下一任皇帝刘恒。真相应该是，诸吕行动开始前或行动中，功臣派就已经联络上了刘恒！并且双方应该达成了协议，不过这个协议并非刘恒亲自参与，而是他的委托人薄昭一手代办。这么说有证据吗？有两件事也许可以作为佐证。
第一件事是刘恒进京当日，周勃曾经迫不及待地表示，有重要的事需要向皇帝私下汇报，结果被汉文帝以“皇帝无私事”为由拒绝了。周勃有什么事需要“私下”汇报？我觉得就是让汉文帝亲口承诺一下协议内容，汉文帝心知肚明，他不能刚坐上皇位就受人要挟，于是一口回绝。不光如此，刘恒还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举动：不接受皇帝印玺！如果了解了他们之间的这段故事，就很容易理解汉文帝的心思，他分明在对周勃说：少跟我扯协议的事，如果你有胆量现在就反悔，皇帝的印玺就在你手上，你可以试试！周勃此时已经骑虎难下，他哪有反悔的余地，只能三番五次请求刘恒收下印玺，等于在对刘恒说：皇帝，俺错啦，协议不协议您说了算！第二件事就是公元前176年，周勃已经退休在家，却无缘无故地被诬告谋反，被投进监狱。
这件事也很吊诡，本来已经处于安度晚年状态的周勃，突然间心生恐惧，总觉得皇帝要杀他。后来果然有人告他谋反，把他弄到监狱审讯了几个月，最后还是薄太后求情才放了他。我查了一下史书，周勃的恐惧感，很可能跟刘兴居的造反有关。刘恒登基，诸侯王们心里一直是不大服气的，这个状态到他孙子汉武帝才得以根治。刘兴居造反让汉文帝的神经立刻紧绷起来，他担心这个时候，如果周勃说出他们之间的协议，那么诸侯王们一定会借着刘兴居造反的“东风”，打出刘恒地位非法的旗号，完全有可能把他轰下台！所以，刘恒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必须想办法控制住周勃。
周勃很可能是得到了薄昭的信息，才表现出突然的恐惧。薄昭为啥给周勃透露信息，很简单，对他们的协议，薄昭也是知情人，同病相怜，周勃出事也可能带出他。好在周勃很知趣地闭紧了嘴，所以谋反案不了了之，说白了就是他跟刘恒之间的默契：我坚决闭嘴，你别杀我！综上所说，刘恒即位绝不是什么“天上掉馅饼”，而是他早就和功臣派谋划好的事，您认为呢？。
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等盛世，大多只有二、三十年，但是康乾盛世可持续一百多年，这是怎么回事？
一、经济前提不同。从春秋战国，经历秦末动乱、楚汉相争的长期动乱以后，汉朝又经历了反吕动乱。“文景之治"是华夏社会的修复性增长。从魏晋南北朝，至隋末动乱，至唐太宗执政，其间动乱几百年。“贞观之治”也是修复性增长。从明末农民起义到清朝顺治入主中原，其间不过几十年，华夏社会受的破坏不严重。“康乾盛世”的基础好得多，所以增长时间要长一些。
因为明朝留给清朝底子要远好于西汉前期和唐朝初期。二、周边政治环境不同。西汉文丶景二帝时期，国家北方要面对匈奴，南面要光复南越丶闽越。对内还要面对藩王之乱。国家遭受着很大的内外压力。唐太宗既要面对突厥、吐蕃、高(勾)丽等势力的挑战。国家安全负担极为沉重。清朝康乾时期，国大人多，虽然也要面临葛尔丹丶大小金川丶缅甸等挑战，但清朝底子好，占有压倒性优势，这些挑战给国家带来的压力并不大。
三丶国土安全环境不同。 华夏最重要的核心区域是黄河丶淮河、长江三大流域，中原王朝一旦彻底掌控这三大流域，一旦这三大流域生产力恢复，东方世界就大局已定，中原王朝就没有多大忧患。文景时期，匈奴占踞了部分黄河流域。而且中原生产力没有恢复。唐太宗登基时，突厥人也占踞了部分黄河流域，中原经济还处于修复时期。康乾时期，三大流域全被清朝掌控，而且保持着繁荣，所有的潜在对手都被推到远离这一重要区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