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警告说：“在不久的将来，当那家日本工厂以先进的设备大量生产景泰蓝，在国际市场上把我们彻底打垮的时候，我们的工厂就要关门；我们的工人就要失业。1982年7月22日，《美洲华侨日报》刊文《景泰蓝的教训》，称日本人“收买了一个日本华侨”，让他以代理商的名义回国，去景泰蓝工厂“参观”，此人在参观中“从头到尾拍了照片”，从而使得中国的景泰蓝制作技术被日本窃取，“MADEINJAPAN”的景泰蓝已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产品展开了竞争。
烟草公司的员工买烟优惠吗？
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从前些年我的经验得知，烟草公司员工抽烟不花钱的，更无从可谈是否优惠一说。先说成品卷烟厂吧。大概是在1999年到2000年前后的时候，就是褚时健刚被判决完的时间段吧。因为工作关系，我跟单位同事去红塔山烟厂查一个案子。对，就是玉溪那个红塔烟厂。那个时候，红塔烟厂给我的感觉阔气呀！十几层的办公楼，现代化的厂区，办公楼门前停了好多车，估计是私家车，大部分都是长安铃木，昌河之类的微型车，那个时候烟厂的工人都是私家车，确实还让人比较羡慕的。
也很干净。当时去了烟厂办公楼、生产车间、包括家属区等等区域。办公楼里的房间都有水烟筒（当地特色），红塔山烟、玉溪烟、阿诗玛烟等中档香烟随处可见，随便抽，但没有高档货。生产车间门口设有休息室，桌子上放了一个巨大的搪瓷托盘，都是上面提到的烟，有商标，但没有包装，零散的放在盘子里，随便抽。中午在厂门口小吃店吃饭，饭店门口也摆放了一个水烟筒，我们确实不会抽，试了一下，抽不动，放弃了。
吃完饭，因为没到上班时间，我们就去附近的红塔烟厂家属区溜达了。家属区里有些小卖部，我们买了两瓶水坐在小卖部门口跟老板闲聊。听小卖部老板说，凭烟厂工作证，还有家属证吧，在家属区小卖部买烟很便宜。我们看了看，也有包装，包装上面没有印字，里面的烟过滤嘴上也没印字，只是再不起眼的地方有个记号还是什么的忘了，让内部人区别是红塔山或者阿诗玛，反正都是本厂自己的品牌，一盒烟是2元还是几元，时间太长都忘了，而且没有整条的。
老板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种烟就是员工福利，也不可能流转到市场上。从昆明结束工作后又去了贵阳，贵州烟草公司＝烟草专卖局。这地方招待我们那可是上了档次了，柜子打开，全国各地哪儿的烟都有，也是随便抽。我们当时就笑着问了问，这么多烟啊……人家也笑了，说，都是调拨的，没什么招待客户，就这些东西不要钱。我估计，各地区经营户送的都抽不完，何谈买呢？所以，综上所述，烟草公司内部人员很少买烟，即使买，也是找自己熟悉的经营户买，便宜啊。
改革开放初期的宣纸，景泰蓝和蚕药的泄密三件事是真实存在的吗？
这个问题，带有浓浓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气息。“宣纸工艺泄密案”、“景泰蓝工艺泄密案”与“蚕药配方泄密案”，均是三十年前曾被媒体热烈报道和讨论过的话题。迄今也仍有许多人信以为真。比如某本2017年出版的专著如此写道：“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曾因为麻痹大意、保密意识不强，而泄露了三大国粹的秘密，以至于‘国宝技术秘密’被他国轻易窃取。
一是中国宣纸制造技术泄密。……二是蚕药制造技术泄密。……三是景泰蓝技术泄密。”先说“宣纸工艺泄密案”。此案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流传得沸沸扬扬。常见的说法是：“安徽泾县纸广生产的宣纸，在世界上首屈一指。1981年几位日商要求参观在泾县纸厂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一个宣纸厂，并进行技术交流。日商来厂后，第一天听介绍情况，参观生产宣纸的全过程；第二天座谈；第三天对生产宣纸的全部过程进行了录相。
在参观和座谈中，日商对宣纸生产技术上的问题，询问甚详，还索去了某些原料，并以帮助化验为名用瓶子装去了造纸用的井水。就这样，生产宣纸的全部技术，包括原料样品，都被人家搞去了。”①泄密之说越传越广，给安徽泾县和当地的宣纸厂，造成了巨大压力。1990年，《文汇报》的记者前往泾县调查采访时，发现“凡宣纸厂门口都没有厂牌，厂牌都静静倚靠在厂长办公室内”，宣纸厂所有的运输车辆，也都刷掉了厂名标志。
藏起厂牌、刷掉厂名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防止外商循着厂牌、厂名，潜入进来偷盗技术。连记者前往宣纸厂采访，也必须“持有县保密委员会介绍信才能观看抄纸、压榨、焙纸、剪修等后道工序。”该记者最后得出结论：“正宗的中国宣纸生产技术并没有泄密，杂志所披露的‘泄密事件’只是发生在浙江某一个县里。那里一家生产一般书画纸（比宣纸低一等级）的厂家，对外商宣称自己生产的是宣纸。
外商打着合作幌子，摄录了生产过程，便以为取到了真经。”②1990年7月8日，人民日报在第8版上转载了《文汇报》的这篇文章，算是对“宣纸技术泄密案”给出了一个近似官方的结论。♦ 人民日报刊文《宣纸技术有没有泄密》宣纸技术研究专家潘祖耀的看法，则与《文汇报》的报道略有不同：“泄密与保密的问题，泄密的已经泄密，仿宣纸早几十年就出来了，现在想保密的也难以保密。
但我们在认识上要站得高一点，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现在处在信息社会时代，靠的是高科技、高技术领先，而宣纸生产方式仍是劳动密集型，许多生产环节仍然依赖强体力劳动，而这种生产方式不是时代特点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就是不保密，人家外国也不会仍然按照你的一套去做。外国人所要做的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你的东西，用更先进的东西来代替你，来超过你，这是现代科技发展的规律。
与其这样在泄密与保密问题上争论，不如加快研究，使宣纸这门工艺技术进入世界造纸技术先进行列，永远保持领先的水平。”③再说“景泰蓝工艺泄密案”。此案也与“日商”有关。1982年7月22日，《美洲华侨日报》刊文《景泰蓝的教训》，称日本人“收买了一个日本华侨”，让他以代理商的名义回国，去景泰蓝工厂“参观”，此人在参观中“从头到尾拍了照片”，从而使得中国的景泰蓝制作技术被日本窃取，“MADE IN JAPAN”的景泰蓝已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产品展开了竞争。
文章警告说：“在不久的将来，当那家日本工厂以先进的设备大量生产景泰蓝，在国际市场上把我们彻底打垮的时候，我们的工厂就要关门；我们的工人就要失业。”④当时，由北京市珐琅厂和北京华艺景泰蓝厂提议，景泰蓝的制作工艺（主要是三项：1.铜胎成型；2.釉料配方；3.焊药配方），已获轻工业部的审批，被定为绝密级国家机密。
曝出这样的新闻，很自然地引起了轻工业部等机构的高度重视，调查也随之展开。♦ 景泰蓝山水双瓶，藏于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图片引自维基。第一次调查的结果是：日本人生产的同类产品“七宝烧”没有掐丝品种，所以来中国窃走了景泰蓝制作技术中的掐丝和鳔丝工艺。第一次泄密发生在1976年，日本稻叶的“七宝烧”株式会社来华考察，参观了北京工艺美术厂掐丝工艺的革新设备和实际生产过程，并拍了照片。
第二次发生在1979年，日本的“七宝烧”工作人员参观了北京市珐琅厂，拍了一些工人制作产品时的照片。1993年，已过去了十年的“景泰蓝工艺泄密案”再次引起了舆论关注。于是，国家保密局、轻工总会、国家科技保密办等多个部门机构组成联合调查组，重新调查此案。调查结论是：北京工艺美术厂在七十年代接待日本访客时，确实存在违反接待方案的情况，但并未造成景泰蓝的制作工艺泄密。
具体情况如下：（1）中国的景泰蓝在制胎、抛光、釉料等主要工艺方面，要比日本的“七宝烧”落后。日本制胎时采用模具可以一次成型；中国的景泰蓝仍要靠分段拉伸和焊接。日本的釉料经过化学检测科学配料后无杂质，细腻透亮色彩丰富，附着力强；中国的景泰蓝还在用煤火烧、大锅炼、铁锹翻，杂质多，色相少，附着力也差。（2）因釉料的附着力不够，烧制过程中容易从铜胎上脱离造成“崩蓝”。
为防止崩蓝，景泰蓝采用了“掐丝制作锦地工艺”，将铜丝做出各种图案花纹黏在铜胎上，这也成了景泰蓝的一种特别的风格。日本的“七宝烧”因为釉料对铜胎的附着力强，所以用不着这项工艺。日本的“有线七宝烧”掐丝也很少，用不着盗窃中国的掐丝设备。（3）景泰蓝之所在以国际市场上不敌“七宝烧”，是因为国内的景泰蓝工厂遍地开花，质量参差不齐，竞相压价出售。
这种劣势，并不是泄密造成的。⑤1993年12月6日，经中国轻工总会保密委员会批准，“景泰蓝工艺不再列为国家机密”。《北京工业年鉴》如此解释这一举措：“由于我国对景泰蓝工艺封闭自守，长期沿用手工操作方式，束缚了景泰蓝生产的发展。为此，中国轻工总会于1993年7月会同国家保密局、国家科委、北京市国家保密局、市科委和中国工艺美术公司、北京工美集团总公司，对景泰蓝技术现状，及解密后产生的利弊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解除景泰蓝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意见。
”⑥♦ 《北京工业年鉴》1994年版最后再简略说一下“蚕药配方泄密案”。所谓蚕药配方，指的是于溪滨1979年完成研究的“柞蚕空胴病防治法”。此案常见的表述是：“日本人在一次国际蚕业学术会上，对中方代表极尽东道之谊，规格之高，令中方代表受宠若惊。原来中方在学术报告上将独创治柞蚕流行病的配方、施药方法甚至病源研究都和盘托出，日本人不过是回报以东方式的答谢罢了。
”⑦所谓“国际蚕业学术会”，应该是指1980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于溪滨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柞蚕空胴病的研究》并当选为国际野蚕学会副主席。此事之所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误认为是一次“国粹泄密”，可能与中国人当时刚刚接触到专利制度有关系。事实上，于溪滨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所做的，不过是一个常规性的学术报告，并不涉及产品专利问题。
该报告同时还公开发表于1979年的《蚕业科学》和1980年的《辽宁农业科学》上，人人皆能查阅，并不是什么国家机密。⑧♦ 《辽宁农业科学》1980年刊登的论文学术上的进步，须仰赖研究成果的自由交流。于溪滨的“蚕药”，其实只是针对“柞蚕空胴病”研究的一个小的起步。直到今天，“柞蚕空胴病的研究基础仍十分薄弱”，“目前，关于柞蚕空胴病致病机理、病原菌侵染过程及传播机制等仍不清晰”，“由于空胴病发病原因复杂及耐药性等问题，现尚未有防效稳定的药剂投入柞蚕生产”。
⑨综上。所谓“三大国粹泄密案”，其流行说法，皆与事实存在不小的差距。①李继祥，李素贤编著：《商品经济大观园》，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09-10页。②《宣纸技术有没有泄密》，人民日报1990年7月8日第8版“每周文摘”。转载自《文汇报》1990年6月27日文章。③曹天生：《中国宣纸》，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页。
原注释：“1999年7月14日上午在安徽农业大学潘祖耀教授家中谈话笔录”。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