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美酒，葡萄美酒夜光杯里的葡萄美酒是指葡萄酒吗

诗中的葡萄美酒是指葡萄酒，但跟现代的葡萄酒还是有区别的！ 一般诗词选本注释这首诗，只笼统说"葡萄美酒"产自西域。由《凉州词》这个题目，以及“琵琶马上催”、“沙场”、“征战”等语，可知这种美酒确实应该与西域有关。而一般工具书解释古代的“葡萄酒”时，也比较笼统，比如《辞源》说是“用葡萄酿制的酒”，“汉时来自西域，唐时已能自酿”，《汉语大词典》解说稍详，云“用新鲜葡萄或葡萄干经过发酵而制成的酒”，并引《史记·大宛列传》、晋张华《博物志》等为例。殊不知，古代的葡萄酒并非只有一种，而来自西域的葡萄酒制法与中原地区旧有的葡萄酒制法尤其不一样。 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卷二十五明确记载“葡萄酒有两样”，一种是简单地酿制而成的，“取汁同曲如常酿糯米法，无汗用干葡萄末亦可”，这也就是中原地区旧有的方法，据传汉代或三国时期就已开始制造，“魏文帝所谓葡萄酿酒，甘于曲蘖，善醉而易醒者也”。宋人朱翼中所著《北山酒经》也记载了酿制葡萄酒之法，比《本草纲目》所说要详细，说明了原料的份量、比例及具体制作工艺等，但可以肯定的是，用这样的方法酿成的“葡萄酒”并非现代意义的葡萄酒。 另一种葡萄酒的制法则类似烧酒，“取葡萄数十斤同大曲酿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红色可爱”，据李时珍说，这种制法“古者西域造之，唐时破高昌始得其法”。《太平御览》卷九七二引《唐书》：“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人皆不识。及破髙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也引述了这段记载，文字略异。既然三国时已有葡萄酒，而来自西域的这种酒居然“人皆不识”，直到唐太宗试制成功，“京中始识其味”，这就是说，从高昌学来的酒法，与先前所知晓的酿制方法是迥然不同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了古代高昌所谓“踏浆”之法，也就是破碎葡萄果粒的方法，与今日欧洲一些小型酒厂沿用的方法非常相似。现代葡萄酒酿造技术告诉我们：葡萄只有被破碎，使果汁与果皮上的酵母接触后，才能发酵，除了自然酵母，还可以在葡萄浆汁里加入酒母。《本草纲目》所称的“大曲”，应该就是酵母或酒母。王翰诗中产于西域的这种美酒，其制法与现代葡萄酒酿造技术颇为相似，据周桓刚《白酒工艺学》、李约瑟《中国古代金丹术的医药化学特征及其方术的西传》等著述说，它就像是古代的白兰地或葡萄烧。也有专家认为，《唐会要》等书中描绘的那种西域葡萄酒，更像是现代葡萄酒中的桃红葡萄酒，其颜色介于红、白葡萄酒之间。 来自西域的这种新型葡萄酒，其技术居于同时代之前列。不过这方法在中国似乎并未得到广泛流传，据美国学者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载，直到晚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仍认为“中国人喝的酒是米制的，他们不用葡萄制酒，也没有从外国输入葡萄酒”（这记载是针对华南地区的）。金朝文豪元好问写了一篇《蒲桃酒赋》，序言中说，当时虽然多种葡萄，但“人不知有酿酒法”，“世无此酒久矣”，他的朋友刘光甫等人试着酿制了一些，自认为得到了“不传之秘”，但他们也承认，他们造的这种酒已没有古人所谓甘而不饴、冷而不寒等特点，看来顶多达到《北山酒经》、《本草纲目》等所载的酿制葡萄酒水准。 回到王翰所在的唐代，可以想象，这种来自西域的葡萄美酒，除了京中少数权贵，普通人是无法享受的，从这一点来说，《凉州词》中那些可以痛饮西域葡萄美酒的将士们还是有口福的。

这是盛唐边塞诗中的一篇名作。这首诗以豪放的风格写了征戍战士饮酒作乐的情景，具有浓郁的边塞军营生活的色彩。 首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意思是举起晶莹的夜光杯，斟满殷红的葡萄美酒。“葡萄美酒”，是以葡萄酿造成的美酒；“夜光杯”，指一种光能照夜的白玉琢成的酒杯。此句以奇丽的彩笔描绘出豪华的场面，并富有西域的特色。次句“欲饮琵琶马上催”，正要开怀畅饮，忽然，铮铮琮琮的琵琶声从马上传来。琵琶是西域盛行的乐器，诗人用来渲染西域色彩。“马上催”的“催”字有不同解释，有的说是催饮，有的说是催人出征，或解释为急促弹奏之意。从全诗风格来看，还是以催饮为宜。 三四句“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在酣醉时的劝酒词，是说，醉就醉吧，醉卧在沙场上有什么呢，请不要见笑，从古至今征战的人有几个是活着回来的。这两句历来颇多分歧，有的认为是极为悲痛之词，有的认为是略带悲凉之意，但从盛唐时期将士们的豪情及全诗的风格来看，似不宜有忧伤情绪的。

是指葡萄酒

是的 史书中关于葡萄酒的最早记载是《史记·大宛列传》，汉使张骞出使西域见闻。自汉武帝建元年间风尘万里的张骞将栽培葡萄与酿造葡萄酒的技术从西域带回汉家中土，两千多年的时光荏苒中，有过繁荣鼎盛，亦有低潮没落，葡萄酒的东方之韵绵延不断，那些灿烂，分明已融入了华夏文明的血脉…… 汉代虽然曾引入了葡萄及葡萄酒生产技术，但却未使之传播开来。汉代之后，中原地区大概就不再种植葡萄。 一些边远地区时常以贡酒的方式向后来的历代皇室进贡葡萄酒。唐代时，中原地区对葡萄酒已是一无所知了。唐太宗从西域引入葡萄，《南部新书》丙卷记载：“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葡萄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宋代类书《册府元龟》卷970记载高昌故址在今新疆吐鲁番东约二十多公里，当时其归属一直不定。 唐朝时，葡萄酒在内地有较大的影响力，从高昌学来的葡萄栽培法及葡萄酒酿法在唐代可能延续了较长的历史时期，以致在唐代的许多诗句中，葡萄酒的芳名屡屡出现。如脍炙人口的著名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词”）。刘禹锡（772-842年）也曾作诗赞美葡萄酒，诗云：“我本是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尽日饮不足”。这说明当时山西早已种植葡萄，并酿造葡萄酒。白居易，李白等都有吟葡萄酒的诗。当时的胡人在长安还开设酒店，销售西域的葡萄酒。以上

这是盛唐边塞诗中的一篇名作。这首诗以豪放的风格写了征戍战士饮酒作乐的情景，具有浓郁的边塞军营生活的色彩。 首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意思是举起晶莹的夜光杯，斟满殷红的葡萄美酒。“葡萄美酒”，是以葡萄酿造成的美酒；“夜光杯”，指一种光能照夜的白玉琢成的酒杯。此句以奇丽的彩笔描绘出豪华的场面，并富有西域的特色。次句“欲饮琵琶马上催”，正要开怀畅饮，忽然，铮铮琮琮的琵琶声从马上传来。琵琶是西域盛行的乐器，诗人用来渲染西域色彩。“马上催”的“催”字有不同解释，有的说是催饮，有的说是催人出征，或解释为急促弹奏之意。从全诗风格来看，还是以催饮为宜。 三四句“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在酣醉时的劝酒词，是说，醉就醉吧，醉卧在沙场上有什么呢，请不要见笑，从古至今征战的人有几个是活着回来的。这两句历来颇多分歧，有的认为是极为悲痛之词，有的认为是略带悲凉之意，但从盛唐时期将士们的豪情及全诗的风格来看，似不宜有忧伤情绪的。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中国古代谈及葡萄酒的诗，最著名的莫过于唐朝王翰这首《凉州词》了，盛在夜光杯里的葡萄美酒，更衬出“醉卧沙场”、征人不归的悲壮。那么，诗里所说的“葡萄美酒”究竟是种什么样的酒，跟现代的葡萄酒是否一样呢？ 一般诗词选本注释这首诗，只笼统说"葡萄美酒"产自西域。由《凉州词》这个题目，以及“琵琶马上催”、“沙场”、“征战”等语，可知这种美酒确实应该与西域有关。而一般工具书解释古代的“葡萄酒”时，也比较笼统，比如《辞源》说是“用葡萄酿制的酒”，“汉时来自西域，唐时已能自酿”，《汉语大词典》解说稍详，云“用新鲜葡萄或葡萄干经过发酵而制成的酒”，并引《史记·大宛列传》、晋张华《博物志》等为例。殊不知，古代的葡萄酒并非只有一种，而来自西域的葡萄酒制法与中原地区旧有的葡萄酒制法尤其不一样。 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卷二十五明确记载“葡萄酒有两样”，一种是简单地酿制而成的，“取汁同曲如常酿糯米法，无汗用干葡萄末亦可”，这也就是中原地区旧有的方法，据传汉代或三国时期就已开始制造，“魏文帝所谓葡萄酿酒，甘于曲蘖，善醉而易醒者也”。宋人朱翼中所著《北山酒经》也记载了酿制葡萄酒之法，比《本草纲目》所说要详细，说明了原料的份量、比例及具体制作工艺等，但可以肯定的是，用这样的方法酿成的“葡萄酒”并非现代意义的葡萄酒。 另一种葡萄酒的制法则类似烧酒，“取葡萄数十斤同大曲酿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红色可爱”，据李时珍说，这种制法“古者西域造之，唐时破高昌始得其法”。《太平御览》卷九七二引《唐书》：“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人皆不识。及破髙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也引述了这段记载，文字略异。既然三国时已有葡萄酒，而来自西域的这种酒居然“人皆不识”，直到唐太宗试制成功，“京中始识其味”，这就是说，从高昌学来的酒法，与先前所知晓的酿制方法是迥然不同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了古代高昌所谓“踏浆”之法，也就是破碎葡萄果粒的方法，与今日欧洲一些小型酒厂沿用的方法非常相似。现代葡萄酒酿造技术告诉我们：葡萄只有被破碎，使果汁与果皮上的酵母接触后，才能发酵，除了自然酵母，还可以在葡萄浆汁里加入酒母。《本草纲目》所称的“大曲”，应该就是酵母或酒母。王翰诗中产于西域的这种美酒，其制法与现代葡萄酒酿造技术颇为相似，据周桓刚《白酒工艺学》、李约瑟《中国古代金丹术的医药化学特征及其方术的西传》等著述说，它就像是古代的白兰地或葡萄烧。也有专家认为，《唐会要》等书中描绘的那种西域葡萄酒，更像是现代葡萄酒中的桃红葡萄酒，其颜色介于红、白葡萄酒之间。 来自西域的这种新型葡萄酒，其技术居于同时代之前列。不过这方法在中国似乎并未得到广泛流传，据美国学者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载，直到晚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仍认为“中国人喝的酒是米制的，他们不用葡萄制酒，也没有从外国输入葡萄酒”（这记载是针对华南地区的）。金朝文豪元好问写了一篇《蒲桃酒赋》，序言中说，当时虽然多种葡萄，但“人不知有酿酒法”，“世无此酒久矣”，他的朋友刘光甫等人试着酿制了一些，自认为得到了“不传之秘”，但他们也承认，他们造的这种酒已没有古人所谓甘而不饴、冷而不寒等特点，看来顶多达到《北山酒经》、《本草纲目》等所载的酿制葡萄酒水准。 回到王翰所在的唐代，可以想象，这种来自西域的葡萄美酒，除了京中少数权贵，普通人是无法享受的，从这一点来说，《凉州词》中那些可以痛饮西域葡萄美酒的将士们还是有口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