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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井集团(Mitsui Group,三井グループ, Mitsui Gurūpu) 三井集团的简介   三井集团(前三井大财团)拥有数百家公司,覆盖了各种业务,包括钢铁制造、造船、金融、保险、造纸业、电子、石油、化学农药、仓库、旅游业和核能。三井集团并非一个法律实体,只是一些有关相关利益和财务结构的大企业的非正式组织。它们为提高集团成员的经济利益而精诚合作。为确保合作成功,前三井大财团的68个成员公司的首脑每周会餐一次。   三井集团的核心为战后初期成立的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矿山。此后,由于石炭业的衰败,三井矿山脱离,三井不动产地位上升。现在,二木会的主干公司转为樱花银行、三井物产、三井不动产三家企业,这种由碳向不动产的核心企业的转换表明了没有强大的重工业企业的三井集团的苦恼,以及由此产生的地位动摇。 三井集团的发展   二战前最大财阀,让一切充满活力使多家企业振兴,东芝成日本五强之一,推动日本经济腾飞。   三井集团是日本的四大垄断财阀之一,是由三井家庭统治的财阀而发展起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争期间,该财阀一直居日本四大财阀之首,是日本经济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战期间,三井财阀的核心--三井银行,兼并了日本第一银行更名为帝国银行,其经营实力超过了安田银行而居财阀银行首位,使得三井垄断财阀的直属企业和旁系企业得到有力的资金支持,因而得到更快发展。   三井集团的东京芝浦和石,石川岛播磨两大支柱企业,二战后一度均奄奄一息、濒临倒闭。经土光敏夫的让一切充满活力的整顿治理,均重获新生,东芝成为日本工业5强、石川岛成为日本工业50强之一,称雄于国际市场。   三井财阀的创始人三井高俊是日本三重县的伊势松阪人。17世纪中叶,三井高俊在家乡开办当铺和酿酒业。1673年,他到江户(今东京)开办和服经销店, 1683年又兼营钱庄。三井钱庄逐步扩大,18世纪20年代又发展为以经办银行汇兑业务为主的三井兑换店,并资助封建诸侯,代征贡米,受地方封建政权的支持和保护,作为特权商人而快速致富。   明治维新时,在日本明治新政权与德川幕府的争斗中,三井家族曾资助新的天皇制政府,并为军队支付过军饷。明治政权获胜后,作为报答便让三井银行掌管政府资金--官银出纳和汇兑,并获得发行三井票的货币发行垄断特权,大获其利。   1876 年,三井家族以掌握官银为基础开办起私营银行--三井银行。三井银行是日本的第一家私人银行。接着,三井又开办起三井物产公司,并从政府手中廉价购得一批工矿企业。这些工矿企业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军备战和战争中的军事供应大显身手,企业本身实力也得到急剧扩张。   1910年,在发展军需品大发横财的基础上,三井成立了名为三井合名公司的持股公司。通过该公司,三井向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投资,控制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终于发展成为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三井集团,其中仅三井物产的营业额40年代前期便达到30亿日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三井财阀的规模是三菱财阀的1.5倍、住友财阀的 2倍、安田财阀的3倍左右;三井财团所属直系、旁系公司及其子公司共达270余家,包括东芝浦电气、石川岛播磨重工、三井造船、昭和飞机、丰田汽车、日本精工等。在二战后解散财阀中,三井集团实缴资本近日本全国公司实缴资本总额的10%,可见该集团十分庞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工具,三井财阀和其他财阀一样,经过了解散和复活的过程。但是,三井财阀由于同政府关系长期较为密切,因而在解散中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更大的打击,在后来的复活中也受到某种制约而没有其他几家财阀那样快地恢复和扩张,因而由二战前的第一财阀落到了三菱、富士、住友的后面。   一直到50年代后期,三井财阀的核心企业才走上正轨:三井银行、三井信托银行、大正海上火灾保险、三井人寿保险等4家金融机构,恢复了经营活力,为集团的重新集结和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撑;三井物产公司在三菱商事公司恢复的5年之后--1959年完成了恢复工作,为集团的重新集结和发展提供了营销纽带;三井矿山已风光不再,但其直系企业东京芝浦电气、石川岛播磨重工这两家濒临倒闭公司经土敏夫治理后活力大增,为集团的重新集结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工业支撑,土光敏夫也因此而享誉世界工商业界。   1939年,由东京芝浦制作所和东京电气股份公司合并,成立东京芝浦电气公司。东芝制作所引进美国通用电气的技术,使得竞争实力迅速增强。60年代前期该公司拼命扩大规模:1961年,合并了石川岛芝浦汽轮机公司;1962年,用70亿日元建成了滨川崎切割机制造厂;1963年,建成了专门生产涡轮机的涡轮机西厂。由于盲目地过度投资,东芝出现了利润大幅度下降的严峻局面。为了避免倒闭,该公司力邀土光敏夫出任总经理。   土光敏夫,1896年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系,后来留学瑞士。毕业后,到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造船厂当机械工程师,后出任总经理。他使石川岛公司起死回生,并进而发展成名列日本工业企业50强之一的超级企业;1965年,他又出任赤字累累的东芝公司的总经理,几年之后又使该公司跻身于世界50家最大的企业之中、10大电器企业之列。一连使两家濒临破产的企业振兴、腾飞、土光靠的是他那著名的经营公式:   让一切都充满活力!   活力=智力×(毅力+体力+速力)   其一,土光敏夫重视开发全体员工的智力。他在管理中全力推行两条重要路线,其一是推行重担主义和适才适所的用人路线,使员工的智能有施展的舞台。土光阐述说:对部属的最大尊重,乃在于发现和发挥他们的智慧,委以重任。他提出,谁拿得起一百斤就交给谁一百二十斤的担子,以此激发人的智能的充分释放。据我得经验,出人才的部门,常常是工作多而人手少地方。这样,由于每个人的工作负荷加大了、不得不干出超过自己能力的工作,于是就形成一种必须自己去克服困难、经受磨练的环境。正是这种环境,真正能够造就人才。   其二,土光敏夫强调领导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进取精神。办企业就得讲效率,首先是管理者要讲效率,这是领导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的体现。会议不应用来作冗长的报告,报告材料会前分发就行了;会议则是进行讨论的地方。为了使会议开得简短而有实效,他提出了著名的土光会议律--五提倡:提倡争议,提倡各抒己见,提倡全体发言,提倡不超过一小时,提倡站着开会。公司内,每星期一次的社务会议准时八点半举行。   其三,土光敏夫重视并善于捕捉市场机会。主持石川岛造船公司时,土光认为随着二站后各国(特别是日本)经济的复苏、发展,对石油的依赖必然越来越大,这就需要建立海上输油线。于是,石川岛公司源源不断地造出了世界上从未见过的20万~30万吨级乃至更大的巨型油轮。巨型油轮对路适销,订货单像雪片似的飞到土光手中。仅仅10年工夫,日本造船业就在土光(还有三菱)的带到下,称雄于世界--当时世界上每10艘巨轮,便有 6~7艘为日本所造。   前述使东芝发展电器产品,经过10余年的苦心经营,终于使其成为世界电器十巨头和日本电器三霸主之一,从巨型电子计算机、集成家用电器,其总产量占日本的20%。   其四,土光敏夫认为个人发展的关键是要发挥人的活力,这也是管理成功的关键所在。后来担任日本材界总理--经团连会长的土光,在国际企业管理年会上大声疾呼:指挥大企业的是人,要发挥人的活力。要求企业蒸蒸日上,发展人的活力是唯一的办法。   为了充分发挥人的活力土光敏夫推行合理化运行来开发员工的智力。他给提合理化建议的人以荣誉和奖励,并建立直接向总经理提建议的制度。他大力加强职工培训,通过提高职工的文化素质,来推行合理理化运动的深入开展。   除了开发智力之外,土光敏夫还注意开发员工的毅力、体力和企业经营的速力。他认为,毅力是指员工对企业经营目标表现出的极大兴趣、忍耐和进取精神,并由此而产生的高度责任感。体力则是经营者对员工健康、福利的关心所带来的充沛精力,进而导致工作的高效率。而速力则反映这样一种经营理念:重视市场经营讯速振兴。仅仅过7年多时间,在1972年度,冬芝公司的销售额高达29.2亿美元,跃升世界最大工业公司的第56位,日本的第6位;利润额0.573亿美元,彻底摆脱了亏损局面;资产额45亿美元。土光敏夫还为东芝公司在海外建立了庞大的经营基地,为其进一步占领国际市场奠定了基础。这一些海外子公司分布于美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伊朗、泰国等国家和香港地区。   由于经营东芝公司有方,土光敏夫荣膺最出色的日本经营者称号,被世人视为日本经济成就的象征。由于他在日本企业界的崇高威望,70年代末他被推选为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此时他已是80高龄。   东芝公司进入家电市场较晚,为追赶市场潮流,他们便急剧加大投资。家电市场需求的持续高温,东芝迅速发展。接着他们又全方位大肆投资,结果产品大量积压。后来由于土光敏夫的整治,才是以死回生、重振雄风。   东芝公司是日本防卫厅的主要供货商之一,1979年度军需订货为181亿日元,在防卫厅订货合同中居第五位;1981年度上升到322亿日元;1983年度又上升到492亿日元。在日本政府的宇宙发展计划中,东芝公司承揽到卫星发送的肥缺。然而,在后来的两次卫星发送中,都出现了一定的故障。于是, 1985年10月,日本宇宙开发事业集团宣布:取消交由东芝公司承包开发的第二期《卫星发送合同》。   毕竟东芝公司是一家拥有雄厚技术实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再加于政府的密切关系,他们再政府部门的订货方面又迅速赶了上来,估计1991年度高达3000亿日元。是年,该公司的销售额高达 414.71亿美元,居世界最大工业公司的第23位,日本的第7位,是日本经济称雄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由此一家企业,可知三井集团对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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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给白酒起个名字

琼浆玉液杯中物.中国酿酒历史悠久,人们在饮酒赞酒的同时,总要给所饮的酒起个饶有风趣的雅号或别名。这些名字,大都由一些典故演绎而成,或者根据酒的味道、颜色、功能、作用、浓淡及酿造方法等而定,如欢伯、杯中物、金波、秬(jù)鬯(chàn)、白堕、冻醪(láo)、壶觞、壶中物、酌、酤、醑(x)、醍醐、黄封、清酌、昔酒、缥酒、青州从事、平原督邮、曲生、曲秀才、曲道士、曲居士、曲糵(niè)、茅柴、香蚁、浮蚁、绿蚁、碧蚁、天禄、椒浆、忘忧物、扫愁帚、钓诗钩、狂药、酒兵、般若汤、清圣、浊贤等等。例如,“欢伯”,因为酒能消忧解愁,能给人们带来欢乐,所以就被称之为欢伯。“杯中物”,因饮酒时,大都用杯盛着而得名。“金波”,因酒色如金,在杯中浮动如波而得名。“秬鬯”,这是古代用黑黍和香草酿造的酒,用于祭祀降神。“白堕”,这是一个善酿者的名字,后人以此代指酒。“冻醪”,即春酒,是寒冬酿造,以备春天饮用的酒。“壶觞”,本来是盛酒的器皿,后来亦用作酒的代称。“醑”,本意为滤酒去滓,后用作美酒代称。“醍醐”,特指美酒。“黄封”,这是指皇帝所赐的酒,也叫宫酒。“清酌”,古代称祭祀用的酒。“昔酒”,这是指久酿的酒。“缥酒”,这是指绿色微白的酒。“香蚁”、“浮蚁”,因酒味芳香,浮糟如蚁而得名。“绿蚁”、“碧蚁”,指酒面上的绿色泡沫,也被作为酒的代称,等等。古人对酒的不同称谓,其实也勾勒出了酒的百般用途、千般好处。忘忧物:因为酒可以使人忘掉忧愁,所以就借此意而取名。陶渊明在《饮酒》诗这样说过,“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犹进,杯尽壶自倾”。宋代大文豪苏轼将酒称为“扫愁帚、钓诗钩”。他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要当立名字,未用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酒不但能为他扫除忧愁,而且能钩起其诗兴,使人产生灵感,故东坡先生如此称呼它。当然,酒也有它的负面作用,古人也曾称酒为“狂药”,因酒能乱性,饮后经常使人狂放不羁,放纵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唐代房玄龄在《晋书·裴楷传》有这样的记载,“长水校尉孙季舒尝与崇(石崇)酣宴,慢傲过度,崇欲表免之。楷闻之,谓崇曰,‘足下饮人狂药,责人正礼,不亦乖乎?’崇乃止”。从古至今,酒后无德、酒后失礼、酒后乱性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国酿酒历史悠久,品种繁多,自产生之日开始,就受到先民欢迎。人们在饮酒赞酒的时候,总要给所饮的酒起个饶有风趣的雅号或别名。这些名字,大都由一些典故演绎而成,或者根据酒的味道、颜色、功能、作用、浓淡及酿造方法等等而定。酒的很多绰号在民间流传甚广,所以文在诗词、小说中常被用作酒的代名词。这也是中国酒俗文化的一个特色。欢伯:因为酒能消忧解愁,能给人们带来欢乐,所以就被称之为欢伯。这个别号最早出在汉代焦延寿的《易林·坎之兑》,他说,“酒为欢伯,除忧来乐”。其后,许多人便以此为典,作诗撰文。如宋代杨万里在《和仲良春晚即事》诗之四中写道:“贫难聘欢伯,病敢跨连钱”。又,金代元好问在《留月轩》诗中写道,“三人成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杯中物:因饮酒时,大都用杯盛着而得名。始于孔融名言,“座上客常满,樽(杯)中酒不空”。陶潜在《责子》诗中写道,“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杜甫在《戏题寄上汉中王》诗中写道,“忍断杯中物,眠看座右铭”。金波:因酒色如金,在杯中浮动如波而得名。张养浩在《普天乐·大明湖泛舟》中写道,“杯斟的金浓滟滟”。秬鬯:这是古代用黑黍和香草酿造的酒,用于祭祀降神。据《诗经。大雅·江汉》记载,“秬鬯一卣”。〔传〕:黑黍也。鬯,香草也,筑煮合而郁之曰“鬯”。「笺」:秬鬯,黑黍酒也,谓之鬯者,芬香条畅也。王赐召虎,以鬯酒一尊,以祭其宗庙,告其先祖。白堕:这是一个善酿者的名字。据北魏《洛阳伽蓝记·城西法云寺》中记载,“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羲,以罂贮酒,暴于日中。经一旬,其酒不动,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曰骑驴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藩,路逢盗贼,饮之即醉,皆被擒。时人语曰,‘不畏张弓拨刀,唯畏白堕春醪’”。因此,后人便以“白堕”作为酒的代称。苏辙在《次韵子瞻病中大雪》诗中写道,“殷勤赋黄竹,自劝饮白堕”。冻醪:即春酒。是寒冬酿造,以备春天饮用的酒。据《诗·豳风·七月》记载,“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传】:春酒,冻醪也。宋代朱翼中在《酒经》写道,“抱瓮冬醪,言冬月酿酒,令人抱瓮速成而味薄”。杜牧在《寄内兄和州崔员外十二韵》中写道,“雨侵寒牖梦,梅引冻醪倾”。壶觞:本来是盛酒的器皿,后来亦用作酒的代称,陶潜在《归去来辞》中写道,“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白居易在《将至东都寄令孤留守》诗中写道,“东都添个狂宾客,先报壶觞风月知”。壶中物:因酒大都盛于壶中而得名。张祜在《题上饶亭》诗中写道,“唯是壶中物,忧来且自斟”醇酎这是上等酒的代称。据《文选·左思》记载,“醇酎中山,流湎千日”。张载在《酃酒赋》中写道,“中山冬启,醇酎秋发”。酌:本意为斟酒、饮酒,后引申为酒的代称;’如“便酌”“小酌”。李白在《月下独酌》一诗中写道,“花问、壶酒,独酌无相亲”酤:据《诗·商颂·烈祖》记载,“既载清酤,赍我思成”。〔传」:酤,酒。醑:本意为滤酒去滓,后用作美酒代称。李白在《送别》诗中写道,“借别倾壶醑,临分赠鞭”。杨万里在《小蓬莱酌酒》诗中写道,”餐菊为粮露为醑”。醍醐:特指美酒。白居易在《将归一绝》诗中写道,“更怜家酝迎春熟,一瓮醍醐迎我归”。黄封:这是指皇帝所赐的酒,也叫宫酒。苏轼在《与欧育等六人饮酒》诗中写道,“苦战知君便白羽,倦游怜我忆黄封”。又据《书言故事·酒类》记载,“御赐酒曰黄封”。清酌:古代称祭祀用的酒。据《礼·曲礼》记载,“凡祭宗庙之礼,……酒曰清酌”。昔酒:这是指久酿的酒。据《周礼·天宫酒正》记载,“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贾公彦注释说:“昔酒者,久酿乃孰,故以昔酒为名,酌无事之人饮之”。缥酒:这是指绿色微白的酒。曹植在《七启》中写道,“乃有春清缥酒,康狄所营”。李善注:缥,绿色而微白也。青州从事、平原督邮:“青州从事”是美酒的隐语。“平原督邮”是坏酒的隐语。据南朝宋国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术解》记载,“桓公(桓温)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从事,言到脐;督邮,言在鬲上住”。“从事”、“督邮”,原为官名。宋代苏轼在《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中,写有“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的诗句。曲生、曲秀才:这是酒的拟称。据郑棨在《开天传信记》中记载,“唐代道士叶法善,居玄真观。有朝客十余人来访,解带淹留,满座思酒。突有一少年傲睨直入,自称曲秀才,吭声谈论,一座皆惊。良久暂起,如风旋转。法善以为是妖魅,俟曲生复至,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坠于阶下,化为瓶榼,美酒盈瓶。坐客大笑饮之,其味甚佳”。后来就以“曲生”或“曲秀才”作为酒的别称。明代清雪居士有“曲生真吾友,相伴素琴前”的诗句。清代北轩主人写有“春林剩有山和尚,旅馆难忘曲秀才”的诗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八大王》一节中,也写有“故曲生频来,则骚客之金兰友”的词句。曲道士、曲居士:这是对酒的戏称。宋代陆游在《初夏幽居》诗中写道,“瓶竭重招曲道士,床空新聘竹夫人”。黄庭坚在《杂诗》之五中写道,“万事尽还曲居士,百年常在大槐宫”。曲蘖:本意指酒母。据《尚书·说命》记载,“著作酒醴,尔惟曲蘖”。据《礼记·月令》记载,“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后来也作为酒的代称。杜甫在《归来》诗中写道,“凭谁给曲蘖,细酌老江干”。苏拭在《浊醪有妙理赋》中写道,“曲蘖有毒,安能发性”。春:在《诗经·豳风·七月》中有“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故人们常以“春”为酒的代称。杜甫在《拨闷》诗中写道,“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苏拭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茅柴:这本来是对劣质酒的贬称。冯时化在《酒史·酒品》中指出了,“恶酒曰茅柴”。亦是对市沽薄酒的特称。吴聿在《观林诗话》中写道,“东坡‘几思压茅柴,禁纲日夜急’,盖世号市沽为茅柴,以其易著易过”。在明代冯梦龙著的《警世通言》中,有“琉璃盏内茅柴酒,白玉盘中簇豆梅”的记载。香蚁、浮蚁:酒的别名。因酒味芳香,浮糟如蚁而得名。韦庄在《冬日长安感志寄献虢州崔郎中二+韵》诗中写道,“闲招好客斟香蚁,闷对琼华咏散盐”。绿蚁、碧蚁:酒面上的绿色泡沫,也被作为酒的代称。白居易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诗中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谢眺《在郡卧病呈沈尚书》中写道,“嘉鲂聊可荐,绿蚁方独持”。吴文英在《催雪》中写道,“歌丽泛碧蚁,放绣箔半钩”。天禄:这是酒的别称。语出《汉书·食货志》下,“酒者,天子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相传,隋朝末年,王世充曾对诸臣说,“酒能辅和气,宜封天禄大夫”。因此,酒就又被称为“天禄大夫”。椒浆:即椒酒,是用椒浸制而成的酒。因酒又名浆,故称椒酒为椒浆。《楚辞。九歌·东皇太一》写道,“奠桂酒兮椒浆”。李嘉**在《夜闻江南人家赛神》诗中写道,“雨过风清洲渚闲,椒浆醉尽迎神还”。浆本来是指淡酒而说的,后来亦作为酒的代称。据《周礼.天官,浆人》记载,“掌共主之六饮:水、浆、醴、凉、医、酏,入于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忘忧物:因为酒可以使人忘掉忧愁,所以就借此意而取名。晋代陶潜在《饮酒》诗之七中,就有这样的称谓,“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犹进,杯尽壶自倾”。扫愁帚、钓诗钩:宋代大文豪苏拭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要当立名字,未用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因酒能扫除忧愁,且能钩起诗兴,使人产生灵感,所以苏轼就这样称呼它。后来就以“扫愁帚”、“钓诗钩”作为酒的代称。元代乔吉在《金钱记》中也写道,“在了这扫愁帚、钓诗钩”。狂药:因酒能乱性,饮后辄能使人狂放下羁而得名。唐代房玄龄在《晋书·裴楷传》有这样的记载,“长水校尉孙季舒尝与崇(石崇)酣宴,慢傲过度,崇欲表免之。楷闻之,谓崇曰,‘足下饮人狂药,责人正礼,不亦乖乎?’崇乃止”。唐代李群玉在《索曲送酒》诗中也写到了“廉外春风正落梅,须求狂药解愁回”的涉及酒的诗句。酒兵:因酒能解愁,就象兵能克敌一样而得名。唐代李延寿撰的《南史·陈庆之传》附《陈暄与兄子秀书》有此称谓,“故江谘议有言,‘酒犹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唐代张彦谦在《无题》诗之八也有此称谓“忆别悠悠岁月长,酒兵无计敌愁肠”的诗句。般若汤:这是和尚称呼酒的隐语。佛家禁止僧人饮酒,但有的僧人却偷饮,因避讳,才有这样的称谓。苏轼在《东坡志林·道释》中有,“僧谓酒为般若汤”的记载。窦革在《酒谱·异域九》中也有“天竺国谓酒为酥,今北僧多云般若汤,盖瘦词以避法禁尔,非释典所出”的记载。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对甘肃皇台酒的题词“香醇般若汤”,可知其意。清圣、浊贤:东汉未年,曹操主政,下令禁酒。在北宋时期李昉等撰写的《太平御览》引《魏略》中有这样的记载,“太祖(曹操)时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晋代陈寿在《三国志·徐邈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渡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因此,后人就称白酒或浊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唐代季适在《罢相作》中写有“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的诗句。宋代陆游在《溯溪》诗中写有“闲携清圣浊贤酒,重试朝南暮北风”的诗句。中国有关酒的典故很多。有些典故甚至演绎成了酒名。譬如“不拜将军”,据说“不拜将军”在晋代时是指偷来的酒。此说出于《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钟会偷酒的故事。此外,历史上著名的“貂裘换酒”讲的就是晋阮孚纵酒浪饮,“尝以金貂换酒”两遭弹劾均为元帝宽恕,终改前非佐成大业。汉朝的“灌夫骂座”,写的是汉武帝时大夫灌夫与丞相田纷有隙,一次灌夫敬酒不成便借酒发疯,痛骂田纷的故事。"烧酒",烧春",始用于唐代,但是唐代所说的烧酒,烧春是否指蒸馏酒还有争论。宋代以后,烧酒,烧春才是真正的蒸馏酒;阿剌吉酒(元代>;南番烧酒(元代>,原注为"阿里乞");轧赖机(元代>);法酒(明初>,原书又称为"哈剌基");汗酒,气酒(清代>中引元代人李宗表诗);火酒(明代>);酒露(清代>);高梁酒,高梁滴烧(清代>)。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往往是蒸馏酒的统称白酒和老白干,这是现代才启用的名称。糟烧或糟烧酒,是黄酒过滤后的酒糟经再次发酵,并经蒸馏得到的蒸馏酒。有的书将糟烧酒称为“酒汗”。

给白酒起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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