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茶路的历史意义是什么?(万里茶路的传说和典故)

1. 万里茶路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万里茶路什么季节运输好,冬春季节比较好!

2. 万里茶路的传说和典故

“万里茶路”是晋商明末清初开辟的从福建武夷山下梅到俄罗斯恰克围的茶叶贸易路线。

俄罗斯需要大量输入茶叶的主要原因:俄罗斯居民的膳食结构以牛羊和奶制品为主食,食用蔬菜少,过多的脂肪不易分解,茶叶具有消减脂肪的功效;茶树适宜生长的温度为10℃~35℃,俄罗斯纬度较高,热量不足,不适合茶树的生长。

3. 万里茶路的历史意义是什么呢

张库大道是从塞外重镇张家口(河北)出发,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城市一一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伦),并延伸到俄罗斯恰克图的贸易运销线,全长1400多公里,是有着“北方丝绸之路”之称的古商道。张库大道历史悠久,它始于明,盛于清,衰于民国,被誉为“草原丝绸之路”和“草原茶叶之路”

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1917年张库公路开通后,张家口对库伦及俄罗斯的贸易发展至顶峰。张家口由此成为驰名中外的“陆路商埠”,并被冠以“旱码头”的称号。

4. 万里茶路运输的茶最有可能是

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由于是用川、滇的茶叶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以马帮运输,故称”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根据现有的古文物及历史文献资料,早在汉唐时,这条以马帮运茶为主要特征的古道就发挥作用了。抗日战争中,当沿海沦陷和滇缅公路被日寇截断之后,”茶马古道“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陆路国际通道。

  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大地上一条进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传播中国古代文明的国际通道。

  滇藏道

  从云南普洱茶的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下关(大理)、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迪庆、德钦,到西藏的芒康、昌都、波密、拉萨,而后再经藏南的泽当,后藏的江孜、亚东然后出境。

  川藏道

  它是由四川的打箭炉(雅安)出发。经卢定、康定、巴塘、昌都至拉萨,再经后藏日喀则出境到尼泊尔、缅甸、印度。

  “茶马古道”起源于古代的“茶马互市”,可以说是先有“互市”,后有“古道”。“茶马互市”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宋代在四川名山等地还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茶马贸易繁荣了古代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同时也造就了茶马古道这条传播的路径。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里程最长的古代商路。总行程在万里以上。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够走完全程。沿途的每站都可以作为终点或者是起点。而当时最大的贸易中转站便要属四川的康定了。

  康定过去叫做“打箭炉”,西来的马帮到达康定,就要在这里转换运输工具或者就地进行茶马贸易。1696年康熙帝批准了在康定进行茶马互市贸易的请求,使康定成为了内地与西藏地区之间主要的商业中心。国内的丝绸、茶叶等商品经过康定运往西方,而南亚、欧洲、美洲的商品也从这里销往中国内地。

  怒江河畔的古道

  茶马古道是壮阔的,而对于当年行走在古道上的马帮来说,那却是一条充满了艰险的征途。西南地区山高水急,水上交通不可想象。而山道的险峻曲折,又根本无法行驶车辆。在这样的条件下,马帮成为了唯一适用的运输方式,它形成了茶马古道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可以说茶马古道是一条用人力和马的脚力踩踏出来的道路。

  从一个山谷到又一个山谷,从一个村寨到又一个村寨,马帮们踏出了一条沟通各地的生命道路,成为了大西南地区的联系纽带。这些马帮曾经驻足停留,进行商品集散的驿站,成为了后来的的城镇。今天的丽江古城就是迄今为止茶马古道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被誉为是“活着的茶马重镇”。

  传说中的马帮

  随着现代化交通手段的日益发达,茶马古道已被214、317、318国道所代替,默默地沉寂于无声。然而在人们的心中永远有着一条可以与丝绸之路相媲美的,亚洲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和复杂的古代商路。

  不管这个世界在发生着什么,由于不可思议的僻远艰险,茶马古道上有三样东西似乎还在坚韧地存在着:一个是沿途的苍茫大地、山川湖泊、蓝天白云;一个是与藏民生命生活融为一体的宗教;一个是藏民的善良、纯朴和美好。我觉得,藏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强烈的宗教感情似乎就来自藏区的大自然本身,相辅相成,那样的宗教感情又成全了他们的善良、纯朴和美好。

  千年古道

  在茶马古道沿途,有着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壮丽最动人的山水。那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苍茫和旷世的沉寂。有时世界静得出奇,周围的大山全都沉默不语。它们以一毛不生而令人震惊。那种苍凉的美、严酷的美轻易就把人带入史前时代。夏季的雨水汪洋恣肆,冬季的雪水清碧如玉。它们从无数大山上奔泻而下,那水流漫漫涣涣,迅速汇聚成溪流,又很快流淌到无数的大江和河流中。远山显露出它们强劲而优美的山脊,它们是那么峻秀,又充满了张力。蓝蓝的山岚,使它们显得英姿勃发,十分年轻。如果说山脉架起了西藏的骨骼,那这些江河就是西藏的血脉,它们奔涌流动,为高原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为高原带来了蓬勃的生机。

  除却大山大川,茶马古道沿途有的是极富灵性的石头和无比奇妙的云,以及超凡脱俗的天光。那些历尽沧桑的石头,那亿万年来不老的蓝天,那一逝不再、永不重复的云,那似乎来自极地或外太空的光芒,它们组合成的色彩令人激动不已。而如果在晴天的晨曦中和晚霞里走过西藏的大地,你一定会为那种剔透明朗的光泽所震慑。只要看到一眼,只要沐浴一次,人生便因之而生辉。

  在茶马古道一路,我们经常目睹前往圣城拉萨的虔诚的朝圣者,他们在崎岖蜿蜒的山道上踽踽而行,有的更将全身匍匐在地,磕着等身长头前往心目中具有极神圣意义的拉萨,他们磕得四肢溃烂,面额鲜血淋漓,但眼睛的虹彩中却充溢着宁和而确凿的信仰之光。

  在茶马古道沿途,同时也是转经朝圣道路的沿途,一些民间艺术家们于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在路边的岩石上、玛尼堆上绘制和雕刻了无数的经文咒语、佛陀、菩萨和许多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的动物形象,如鱼、蛇、猫等等,当然也有一些被视为神异物的形象,如海螺、日月星辰。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为古道那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庄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

5. 万里茶路的当代价值是什么

红军长征途中老百姓热情相迎。同志哥请喝一杯茶。

6. 万里茶道的历史意义

“万里茶道”茶源地的形成和发展,是国内和国际商路演变的结果。清前期,唐以后陷于沉寂的汉水航运复兴,汉水与长江交汇的汉口成为“江海贸易之总汇”的“九省通衢”。以汉口为枢纽,通过汉水航运至樊城,再北上经河南、山西、直隶到东口(张家口),继续北上进入蒙古地区,形成一条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北方和蒙古之间的南北向商路。茶叶是这条商路上的主要商品之一,进而通过蒙古地区进入俄国市场。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经蒙古通住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的贸易线路打通,茶叶成了恰克图贸易的主要商品,最远销售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红茶的发酵

将揉捻叶置于木桶或竹篓中,加力压紧,盖湿布在日光下焐晒,并散发茶香,即成毛茶湿坯。发酵是红茶制作的独特阶段,是决定祁红茶品质的关键,发酵室温控制在30度以下,经过发酵叶色转红,形成祁红茶红叶红汤的品质特点。

7. 万里茶路的起源在哪里

选自建党100周年七律优美诗词篇。

七律·红船

南湖星火漫天燃,照亮神州一百年。

扭转乾坤除旧制,复兴华夏续新篇。

风狂浪猛心犹赤,雨打霜摧志更坚。

借问征程谁引领,江河万里有红船。

来源:《阅读时代》“百年荣光”诗歌大赛优秀作品

作者:赵斌(江苏响水)

8. 万里茶道和万里茶路

万里茶道途经的城市包括 莫斯科、哈克图、库伦、张家口、汉口、武夷山等。没有成都。

万里茶路的起点为福建武夷山。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国际商路。17世纪的这条“万里茶道”被喻为联通中俄两国商贸友谊的“世纪动脉”。

万里茶道主要商路有两条:

一条是从汉口出发,经汉水运至襄樊、河南唐河、社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至张家口;或从右玉的杀虎口进入内蒙古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再分销蒙古、俄国等地。另一条是从汉口顺长江而下至上海,转运天津,再由陆路运至恰克图转输西伯利亚。

不管那一条,都不走成都。

9. 万里茶路的历史意义是什么意思

乔致庸

乔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著名晋商,人称“亮财主”。乔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弃文从商接手生意。在他的不断努力下,生意日渐兴隆,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乔致庸待人随和,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

常万达

常万达(1718-1796),字子通,祖籍山西太谷,后迁山西榆次,著名晋商。他聪颖好学,待人谦恭,继承父兄开创的商贸事业,北越大漠,行商于库伦和恰克图,拓万里茶路,从事对蒙、俄贸易,开创了常氏家族几十代基业。

曹三喜

曹三喜,山西太谷人,明末清初大晋商。曹三喜作为曹家的第14代传人,他因不满现状,独闯关东,获利甚丰,清兵入关后,又把生意做到关内,先在太谷设商号,以太谷为中心辐射全国,走向世界——东亚、欧洲等都有曹家的生意,最远还跨越英吉利海峡到达伦敦,横跨欧亚两个大陆。到了清道光咸丰年间,商号达六百四十多座,资产高达一千余万两白银,总雇员达三万七千人。

渠本翘

渠本翘(1862年-1919年),原名本桥,字楚南。山西省祁县人。是山西票号业中著名资本家,山西最早的实业家。曾留学日本,回国为候补官吏“分省尽先补用道”。在祁县创办山西第一女子中学校。后历任驻日本横滨总领事,外务部司员,1906年参加山西绅民收回矿权运动,投资创办“山西保晋矿务公司”任总理。1909年9月任山西大学堂监督。辛亥武昌起义后,被清政府任为山西省宣慰使,未就任。1919年病逝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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