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雅利安酒业有限公司，请问吐火罗人塞人斯基太人与雅利安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吐火罗人是最早定居天山南北的古代民族之一，阿尔泰山至巴里坤草原之间的月氏人、天山南麓的龟兹人和焉耆人、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以及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皆为吐火罗人。他们对西域文明，乃至整个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西亚起源的小麦就是吐火罗人从西方引入中国的。具有千年文明史的楼兰文明，对中国佛教史发生重大影响的龟兹文明，融会东西方多种文化因素的吐鲁番文明，也是吐火罗人创造的。吉普塞人源自于印度西北的 Romany 游牧民族广义的斯基泰人包括滞留在中亚、西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地区的一些部落雅利安人是史前时期居住在今伊朗和印度北部的一个民族。

只有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两个民族，没有第三个民族。在中国56个民族中，只有乌孜别克族和塔吉克族两个民族是雅利安人后代，出自古代的昭武九姓粟特人，面貌比起大多数维吾尔人更接近高加索人种。1、塔吉克族的族源：塔吉克族的族源可上溯到公元前若干世纪分布在帕米尔高原东部操伊朗语的诸部族。这些部族在很早的时候就分布在我国天山以南的许多地方。11世纪时，突厥游牧部落将中亚地区操伊朗语、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民统称为“塔吉克”。以后，“塔吉克”逐渐成为这一地区人民的民族自称。在历史上，自古就繁衍生息在新疆广大地区的塔吉克人，和不同时期从帕米尔西部东迁并定居塔什库尔干一带的塔吉克人，是我国塔吉克族的先民。2、乌孜别克族族源：中亚萨曼王朝建立，萨曼王朝多年采取战争、贸易的方式，将大批突厥游牧民裹挟到自己的版图内，同时也有大量的突厥语游牧民南下，这些人主要有葛逻禄人、卡拉吉人、阿儿浑人、乌古斯人等，他们同当地的波斯人，塔吉克人混居、融合，形成了被称为撒尔塔人的一个以定居农业生活为主的新群体，这便组成了乌孜别克族的基本构架。扩展资料乌孜别克族名称来源：乌孜别克族的名称，则来源于14世纪时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四大汗国之一的金帐（钦察）汗国的乌孜别克汗。15世纪时，金帐汗国瓦解。部分居民迁到楚河流域，留在这一地区的各种来源不同的牧民被泛称为乌孜别克人，组成了乌孜别克联盟。15世纪末16世纪初，这部分乌孜别克游牧部落南下，进入了中亚农耕区，占领了布哈拉、撒马尔罕、希瓦、乌尔根奇和塔什干等城市，和当地操突厥语、从事农业的居民相互融合。但是，乌孜别克部落联盟中的许多部落仍保留了原有的地域名称。乌孜别克族的先民很早就从中亚迁入新疆。中亚河中地区与新疆毗邻，两地地理环境相似，由于经济生活的需要，两地居民有经常性的交往活动。乌兹别克古代长诗《亚迪卡尔》，详尽地叙述了约在14、15世纪钦察克普恰克乌兹别克人有组织地迁居新疆的艰辛过程。元代，金帐汗国的乌孜别克人沿着古代“丝绸之路”经新疆到我国内地经商。从16世纪至17世纪，乌孜别克人商队以新疆叶尔羌为中转地，经营丝绸、茶叶、瓷器、皮张、大黄和各种土特产。有的还道经阿克苏、吐鲁番至肃州（今甘肃酒泉），将货物转销内地。自此来自中亚的乌孜别克人开始居留于新疆一些城市，而且人数逐年增多。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塔吉克族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乌孜别克族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雅利安人（认同）

在古波斯语楔形铭文中有这么一段： adam Dārayavau?0?8 x?0?8āyaθia vazarka… Haxāmani?0?8iya Pārsa… Ariya Ariyaci?0?4a (DNa 8-15) 其中，有三个专有名词Haxāmani?0?8iya、Pārsa、Ariya我们经常能在古波斯语文献中读到，而且至今仍常闻于耳，习惯上我们将它们分别译为“阿赫门尼德”、“波斯”、“雅利安”。于是，这段铭文可以译为 “我，大流士，伟大的君王……系阿赫门尼德族人，波斯人……雅利安人，属于雅利安族系。” “波斯”这个族称似乎很早就存在，至少我们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楔形铭文中已经能看到，而希伯来文《旧约》在记述巴比伦为囚那一段历史时也已经明确称呼取代迦勒底巴比伦人统治两河流域的民族为波斯人。波斯帝国是居鲁士在米底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居鲁士属于波斯族的阿赫门尼德家族，所以，波斯帝国也被称为“阿赫门尼德王朝”，一度称霸西亚，建立了世界古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直到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帝国兴起才亡于亚历山大的东征。 希腊的主流历史纪录似乎对波斯帝国非常不利，在长期的希波战争中，希腊诸城邦也确实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尚的团结与勇气，其中雅典的表现尤为突出并因此一跃成为希腊的霸主，直到在之后接踵而至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于斯巴达而一蹶不振——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详加讨论的。我们想借此指出的是，因为希腊对后世西方的决定性影响以及近代世界对西方的膜拜情结，波斯帝国的一般面貌似乎总是负面的——这与事实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们将在后面对这个历时两个多世纪的波斯帝国作专门的探讨。 另一个词“雅利安”因为纳粹“第三帝国”的滥用，如今已是臭名昭著。单就本身的涵义“高贵的，优越的”来说，希特勒倒也没有用错这个词，只是，不论是对自己民族自豪感的表达抑或是人皆有之的对外族的歧视或反感情绪的发泄，借一个古词的名义有恃无恐、为非作歹都是为上帝所不容许的，而且，从这个词原初的用途上看，“雅利安”指的也绝对不是日耳曼人。二战时期德国以“都是雅利安人”的名义与波斯交善以对抗英、苏的举动就像“大东亚共荣”一样不足以为据。 古代历史上自称雅利安人的名族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这里提到的伊朗民族，另一个就是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渗透进印度次大陆北部的那部分印欧人。也就是说，“雅利安”是操印度-伊朗语的民族的自称，用以同其他土著民族相区分。这在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中更容易看出：印度的印欧人（白人）在控制北印度之初视当地土著的达罗毕荼人及澳大利亚人为低等人，更称后者为“小黑人”，而将白皙高大的本民族定为最高的等级，土著为低等级，各等级不得通婚，甚至不得接触、不得相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倒是保存了各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在这种情况下，“雅利安”的本义确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即便没有文献或实物的证据，我们也能从语言上得出伊朗人与印度雅利安人同属一个族系（即上引铭文中所提之Ariyaci?0?4a“雅利安族系”）的结论，考察古代伊朗诸语言（阿维斯陀语、古波斯语）与古代北印度语言（吠陀语、梵语），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凭借语言学知识就看出两者的互通性，尽管差异已经明显存在。如今的伊朗诸语言与现代印度语言不管是在词汇还是在语法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不能排除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尤其是阿拉伯语及突厥语对伊朗诸语言的影响，同时印度语言几十个世纪来走的也是有别于其他印欧语的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 现在大体推测印度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是在公元前2000纪中叶，则印度与伊朗应在更早之前分道扬镳。如果再探求更早的源流，我们似乎还可以将雅利安民族归入某个更大的族系，就像将意大利语族与凯尔特语族归入一个假定的超语族那样。可以肯定的是印度-伊朗民族来源于最初的印欧共同民族，而有人觉得印欧人至少应该与闪含语系诸民族（希伯来、阿拉伯、埃及、柏柏尔等）有共同来源，只是尚处于猜测阶段，至于体貌相似的乌拉尔语系诸民族（匈牙利、芬兰等）则尚无深入探讨。在这里我们只是打算在印欧民族内部寻找印度-伊朗人的源流，印欧语诸语族中，我们可以初步将意大利、凯尔特、日耳曼、波罗的、斯拉夫、希腊、伊利里亚等语族归入西方的一个大体系中，而东方的印度-伊朗、亚美尼亚、安纳托利亚、吐火罗等语族则表现出了各自的有别于西方的特征。印度-伊朗语族与西方的同源性是显而易见的，相似或同源词比比皆是；亚美尼亚语因为长期受外族影响以及其相对独立性，表现出与其他印欧语的巨大差别；曾用于吐鲁番地区的吐火罗语在辅音的独特性上据说与安纳托利亚语相似，而某些特征又有别于整个东方而与西方相似；从赫梯（又称“希太特”，在古埃及文献及西亚闪米特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旧约》汉译中称为“赫”）语铭文所显示的语言特征上看，有人将安纳托利亚语族与印度-伊朗语族视为同出一源。 安纳托利亚语族使用于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其民族曾建立过强大的赫梯帝国，其国亡于公元前12世纪左右，之后安纳托利亚语也渐趋消亡。其时为以色列大卫王时代，应是印度雅利安人进入北印度之初，当时属于伊朗族系的米底人也早已建立帝国。应该说，安纳托利亚民族与印度雅利安民族以及伊朗民族在一个时期是并存的。赫梯语是现今发现的最早有文字记录的印欧语言，使用从两河流域借鉴来的楔形文字。 我们还不能确定雅利安人——即印度-伊朗民族——从印欧人中分化出来以及它内部的一分为二分别发生在什么时候，当他们进入我们的视线时，伊朗与印度就已经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之后几千年的潮起潮落，人类的目光再也没能从他们的耀眼光芒中移开片刻，而接下来我们就将顺着伊朗民族的藤蔓开始一段独特的历史文化之旅。

约公元前2000～前1000年前西来新疆的葡萄、葡萄酒一般认为，我国最早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的地区是新疆。至于新疆何时开始种有葡萄、酿制葡萄酒，史籍记载不详。不过，二、三千年前中亚古国和我国新疆地区种植葡萄及酿制葡萄酒，却是毫无疑问的。在我国古代史籍中，这一地区属于“西域”。历史上“西域”所指的地区有狭、广两种含义。狭义指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即昆仑山以北、敦煌以西、帕米尔以东的今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广义泛指自玉门关以西通过狭义的西域所能达到的地区，包括亚洲的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的东部和非洲的北部，但其核心部分则是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本课题所论西域，是广义范围(含今新疆)，即据中国历史上王朝实际管辖范围，超出狭义范围上的今新疆地区。西域盛产葡萄、酿造葡萄酒，既有考古证明，也不乏文献记载 。在今土库曼斯坦境内，位于纳玛兹加—捷波的属于公元前4～3世纪的居民点遗址中，发现有葡萄籽核；位于阿什哈巴德附近的属于公元前2世纪的尼萨古城(帕提雅王国(约公元前250～公元226年)都城)一宫殿遗址内，也发掘出一些帕提雅王国时期的口缘处雕刻有葡萄藤蔓和希拉神邸的象牙角杯，这种被子也称“来通”(Rhy- ton)。中国新疆吐鲁番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了约2500年前的一株葡萄标本，据新疆考古所专家研究，它属于圆果紫葡萄的植株；其实物为全长1．15米、每节长11厘米、扁宽2．3厘米的葡萄藤。近年新疆苏贝希墓葬考古也发现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的葡萄籽，有专家认为这可能也是葡萄西来的一个信号。可见，公元前5世纪前，西域新疆已种植葡萄，同时当酿有葡萄酒。因为在西域，葡萄的种植、酿造技术的传播是同时并行的。有专家推测，当时用来酿造葡萄酒的原料葡萄很可能是欧洲葡萄种群。如上所述，据现有考古和文献资料，欧洲还不是进行葡萄栽培和酿造的最早地区。因此，西域的中亚和中国新疆最初用来酿造葡萄酒的原料葡萄不是欧洲葡萄种群，欧洲葡萄种群当是后来传播的结果；不过，说到公元前5世纪前，西域的中亚和中国新疆用来酿造葡萄酒的原料葡萄很可能是欧洲葡萄种群，这种提法则可能是正确的。如约公元前600年，希腊人在黑海沿岸、意大利半岛和西班牙等地区，从事殖民运动，同时将葡萄的种植技术传到这些地区。③就是说至晚约公元前600年欧洲葡萄自葡萄、葡萄酒的“后起源中心”欧洲希腊等地传入了小亚细亚。波斯帝国冈比西斯(公元前529～522年)统治时，波斯成了一个横跨亚非两洲的奴隶制大帝国，疆域已经包括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埃及、伊朗高原以及中亚细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就是说，波斯帝国的东侵时，欧洲的葡萄种子可能经小亚细亚、南高加索地区、伊朗高原以及中亚细亚阿姆河与锡尔河地区向东传了过来。所以，所谓“公元前329年到323年，亚历山大东征把希腊文明带入中亚，从此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和酒神崇拜，开始在粟特人中流传”的说法并不可信，这只是后来欧洲葡萄文化向东方传播的反映。当然，亚洲葡萄种群、欧洲葡萄种群的具体传播途径、时间及欧洲葡萄种群取代亚洲葡萄种群的传播等情况，笔者拟在另一书稿《世界葡萄文化史稿》中详论，此不赘述。汉文史籍也有这一地区在二千年前栽培葡萄的记载。《史记》载汉时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扜罙、于阗等地种植葡萄，出产葡萄酒。《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云：“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阗”，“(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据苏北海考证，西汉初乌孙族活动地域包括今新疆哈密、巴里坤、奇台、木垒及伊犁河流域等。于阗即今新疆和田，抒泵即今新疆于田。这条史料说明，在公元二世纪前，中亚古国大宛、大夏、大月氏以及我国新疆等地，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经验已经很丰富了。如公元前3世纪后期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河流谷地，种植有葡萄。(p271)巴克特里亚王国就是我国史书上所称的大夏。 又据考古发现，我国秦代咸阳宫殿遗址上已有葡萄壁画，有学者据此认为至晚到秦代中原内地已开始种植葡萄。也就是说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内地已种有葡萄。虽然有葡萄壁画并不能确证内地一定种植葡萄，但如上所述，公元前5世纪前，西域新疆已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因此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不过，说在公元前5世纪前的先秦时期的春秋时代，新疆地区已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当大致不误。显然，在新疆等地，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时间还应当往前推。古代新疆与中亚地区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制年代紧密相关。中亚是葡萄较早的分布地区之一，但是否在五千年前就已经栽培葡萄、酿造葡萄酒，现有文献及考古资料还无法确切证明。年代约为公元前第三千年初至前第二千年中的布尔扎霍姆文化遗址，在与中亚和中国新疆相邻的南亚次大陆北部克什米尔地区，其中个别遗址发现小麦、大麦、稻、小扁豆、豌豆和葡萄籽等遗存；据推测该文化可能与伊朗的希萨尔Ⅲ期文化或与前哈拉帕文化以及哈拉帕文化有联系。[24]如果此条消息来源可靠，且所出土葡萄籽属栽培葡萄，那么据此，中亚地区在五千年前种有葡萄、酿造葡萄酒是可能的。而且，中亚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与葡萄、葡萄酒的起源中心南高加索地区、伊朗等紧密相邻，同在里海地区，说它们在五千年前开始栽培葡萄、酿造葡萄酒，可能性是很大的。今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附近的安努遗址所代表的安努文化，约当公元前三千年至二千年，“安努文化曾向花刺子模、费尔干与塔吉克南部传播，并且与依蓝、两河流域、印度西北哈拉帕和中国的新疆有某种联系”。花剌子模主要在阿姆河下游三角洲，领有粟特和今土库曼的北部与哈萨克的西南部。阿姆河下游三角洲、费尔干主要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境内，粟特即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地区。依蓝处于伊朗高原西南，与两河流域联系紧密。我们知道，哈拉帕文化是古代印度、巴基斯坦的一种城市文化，以印度西北西旁遮普哈拉帕古城遗址得名，大部分分布于印度河流域，又常称为印度河流域文化，约当公元前2000～1500年，公元前20世纪前后是其繁荣时期。据史载，公元前20世纪中期，属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的确从西北方侵入了印度河流域，而“雅利安”人是安德罗诺沃文化部落南进伊朗高原后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的。而南进到中亚中部或南部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部落的一支，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了东伊朗部落巴克特利亚人和粟特人等的祖先；中国西北部乌孙人、月氏人和坚昆人等游牧部落，有的操印欧语系的东伊朗语，和中亚诸部落有密切的关系；公元前10世纪，中亚各部落发生广泛的冲突和迁徙。安努文化的东传、雅利安人的东侵、中亚各部落广泛的迁徙，为葡萄、葡萄酒的东传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据研究，经过新疆贯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就目前考古资料而言，则至少要早到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因此可以说葡萄、葡萄酒，公元前2000年前后可能经伊朗高原中亚细亚传人了克什米尔地区，公元前2000～1000年前可能自葡萄、葡萄酒“起源中心”经伊朗高原→中亚细亚传入了中国新疆。“以葡萄为主体的一种文化氛围在地中海周围形成后，沿着伊朗高原—中亚两河流域以及黑海北岸—伏尔加河下游—中亚两河流域两条线路向东传播，最后传到中国”，这种观点便不够准确，应该说葡萄、葡萄酒传入中国新疆的路线，大致是自其起源中心经由伊朗高原→中亚两河流域(阿姆河和锡尔河)传过来的。至公元前600年，欧洲葡萄则自葡萄、葡萄酒“后起源中心”欧洲希腊等地经小亚细亚→南高加索地区→伊朗高原→中亚细亚传到中国。先秦时期，葡萄和葡萄酒是由西向东经新疆北疆区传播的。因为公元前3世纪以前，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线是经过中亚北部的，新疆南疆区的塔里木盆地并不处在主要交通线上，东西双方对它的了解很少。因此，先秦时期今新疆北疆区伊犁河流域、奇台、木垒及东疆区哈密、巴里坤等，当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尤其是北疆区，其时间比公元前5世纪还要早。因为据新疆鄯善县洋海墓地葡萄藤的出土，今东疆区的鄯善一带在公元前5世纪前已栽培葡萄和酿造葡萄酒。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绿洲小国是否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因史料缺载，虽不能肯定，但据情理推测，还是很有可能的。西域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产地，到秦汉时期进一步扩展，并开始传入内地。如前所述，在公元前2世纪前，中亚古国大宛、大夏、康居、大月氏以及我国新疆等地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而新疆南疆区扜罙、于阗等地也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公元前2世纪，随塞人的迁徙，中亚和新疆地区小国林立。在公元前177～前176年，大月氏自故地河套一带西迁伊犁河、楚河时，当地的塞人一部分退缩至锡尔河北岸，后称康居；到约公元前140年，这些塞人中的一些进入阿姆河以南地区，灭掉希腊人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大夏国，又有一些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建立了大宛国。与此同时，一部分塞人南下，散处帕米尔各地，后来又有一些进入乾陀罗地区建立了厨宾国(今克什米尔地区)，东向进入塔里木盆地的一些则建立了若干城廓小国。约公元前130年，大月氏人因被乌孙击败，南迁阿姆河流域，并且并吞了当地的大夏国。因此，《史记》所载大宛及其左右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似乎也与塞人的迁徙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公元前2世纪，塞人的迁徙路线或许就是这一时期西域中亚和新疆地区葡萄和葡萄酒的再传播路径。如前所述，实际上塞人迁入的地区，有的本来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又如后来被称为大夏的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135年)，农产品除粮食作物外，也以产葡萄著名，希腊史料就提到过玛尔吉亚那的葡萄种植业[26]。可以说，塞人在迁入的地区，当继承了原地区的葡萄种植业和酿造业。当然塞人与中亚和中国新疆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间的关系，笔者拟在另一书稿《世界葡萄文化史稿》中作进一步探讨。这一时期，康居一带仍然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康居居于咸海沿岸及锡尔河下游流域。据此一带古城废墟(公元前1世纪～公元6世纪)的考古发掘，有谷物、果核，其中有葡萄。后汉书》卷88《西域传》亦云：“栗弋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蒲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1975年，新疆天山北麓的一座古墓中，也发掘出公元前后的西汉时期(约距今2000年)的酿酒器具一套，其中有球形青铜壶、扁形陶瓷发酵器和木制压榨葡萄的工具。④西汉时期的葡萄坠金耳环在今特克斯牧场、乌鲁木齐乌拉泊水库等地的出土，也间接说明当时北疆区的乌孙等国葡萄的种植、葡萄酒的酿造。由上亦知，就文献记载而言，今新疆南疆区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不晚于公元前130年前。车师前国等所在的今东疆区，秦汉时期当仍种有葡萄、酿有葡萄酒。1985年12月，在吐鲁番火焰山公社以北的哈拉和卓的一座汉代古墓中，位于死者木棺的底部出土了许多古代葡萄藤。[28]进入东汉，今新疆东疆区的葡萄种植已有更为明确的记载。《后汉书》卷88《西域传》云：“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伊吾即今哈密。可见，秦汉时期葡萄的种植、葡萄酒的酿造已经传人了东疆区的吐鲁番地区和南疆区。这一时期，包括南疆区在内的天山以南地区的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非常普遍。据《汉书》卷96《西域传上》，大月氏国、罽宾与其属国难兜及乌弋山离国，栽种葡萄。大月氏国栽种葡萄、酿造葡萄酒，已如上述。厨宾国，《汉书·西域传》厨宾国条云，“王治循鲜城，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厨宾地平，温和，有苜蓿，杂草奇木，檀、榱、梓、竹、漆。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难兜国，《汉书·西域传》难兜国条云，“王治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户五千，口三万一千，胜兵八千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无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厨宾三百三十里，南与媾羌、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接。种五谷、蒲陶诸果”。乌弋山离国，《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条云，“王治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厨宾同”。可见，乌弋山离国也栽种葡萄、酿造葡萄酒。西汉时南疆区的疏勒、且末等地也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汉书》卷96《西域传下》云：疏勒国“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可见疏勒地处交通要道，周围都是葡萄种植之地(如大宛、于阗等)，因此，据其土宜气序和地理位置而论，理当产葡萄。《汉书》卷96《西域上》云：“且末国，王治且末城，去长安六千八百二十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诸果。”精绝国也种植葡萄。据斯坦因考古发现，民丰尼雅遗址(古精绝国遗址)⑤一处1至3世纪的果园，还保存着已枯死的成排的桃、杏、葡萄等果树。[29]1995年10月，尼雅遗址一号墓地三号墓一座男女合葬墓中，在女主人脚下成组的陶器、木器中，也发现有葡萄、梨、粟饼、羊腿等物。[30]龟兹也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东汉时期，塔里木盆地绿洲及临近地区葡萄的种植继续发展。王逸《荔枝赋》略云：“大哉圣皇，处乎中州。东野贡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黄甘之华橘，西旅献岜山之蒲桃，北燕荐朔滨之巨栗，魏土送西山之杏。”]这昆山就是西域昆仑山。汉时，西部界域南部已到喀喇昆仑山南北两麓。这说明天山以南的西域塔里木盆地绿洲及临近地区种植的葡萄，在汉时已是著名的贡品。由此可见，秦汉时期新疆的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可能是经由北疆传入了东疆的吐鲁番地区，同时可能是由中亚经帕米尔传入了南疆塔里木盆地绿洲各城廓小国。至此，新疆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已经很普遍了。综上所述，人类最初栽培葡萄、酿造葡萄酒的时代，从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初步判断，约五千年至七千年以前比较可信。葡萄、葡萄酒的最初起源地，应该说在东方，应该说是“多个中心”，包括地中海东岸以及小亚细亚、南高加索等地区，主要涵盖叙利亚、土耳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伊朗等国家；而葡萄、葡萄酒的“后起源中心”大致在欧洲和北美，北美又主要包括美国、墨西哥等国家。葡萄、葡萄酒自葡萄、葡萄酒“起源中心”伊朗，公元前2000年前后可能经伊朗高原—中亚细亚传入了克什米尔地区，公元前2000～前1000年前可能经伊朗高原—中亚两河流域(阿姆河和锡尔河)传入了中国新疆北疆区及部分东疆区。至晚公元前600年，欧洲葡萄则自葡萄、葡萄酒“后起源中心”欧洲希腊等地经小亚细亚→南高加索地区→伊朗高原→中亚细亚传到中国新疆。秦汉时期葡萄的种植、葡萄酒的酿造，可能是经由北疆传入了东疆的吐鲁番地区，同时可能是由中亚经帕米尔传入了南疆塔里木盆地绿洲各城廓小国。至此，新疆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已经很普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