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2年到2021年，从衰败的清末、动荡的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香港回归、加入WTO，中国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葡萄酒，这一小小的品类，见证了中国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而它也同样在时代的变迁中兴衰起伏。无数人为中国葡萄酒市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让我们追随前辈的脚步，在书籍中、交谈中，努力还原一段属于中国葡萄酒人的历史。本文我们将为大家讲述1892年-1990年中国葡萄酒的发展历程。
1892年，张弼士在烟台创立了张裕酿酒公司，到1990年中国葡萄酒开始步入正轨，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葡萄酒产业几经波折，几乎是从无到有。
在此期间，中国葡萄酒产业是如何萌芽的？战乱中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各方为国产葡萄酒做出了哪些努力？
在战乱中萌芽的现代中国葡萄酒厂
“葡萄酒是舶来品。”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定论。
三星堆出土的酒杯、河南发现的八千年前的酒液，都证明了我国酿酒历史的悠久。而关于葡萄酒最早的文字记载，则是《史记》中记录的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葡萄藤和酿酒技术，汉武帝还亲自把葡萄藤栽种在宫廷中。
中国葡萄酒现代化的发展则开始于清朝末年。出生在广东梅州的客家人张弼士，在南洋经商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山东可以酿造出很好的葡萄酒。
经过考察，1892年张弼士共投资300万两白银在烟台兴建葡萄酒厂即张裕酿酒公司。当时他从国外引进了优质葡萄品种，还购进大量橡木桶，这也是中国首次将贮酒容器从瓮改成橡木桶。几经波折，他聘请了奥地利驻烟台领事拔保男爵担任第一位酿酒师，并且花费巨资修建了地下酒窖。从此，拉开了中国葡萄酒现代化的序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市场萎缩，张裕的葡萄酒严重滞销，经营状况不佳，到新中国成立，张裕只剩下5名职工支撑门面。所幸在新中国成立后，张裕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篇章。张裕作为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葡萄酒厂，对于中国葡萄酒行业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自张裕建立以后，新中国成立前，各种机缘之下，青岛、北京、清徐、吉林长白山和通化相继建立起葡萄酒厂，而这些酒厂大多数是由外国人建立的。
郭其昌在其著作《新中国葡萄酒业五十年》中曾提到，1947年春天，青岛啤酒厂并入了一个葡萄酒厂，他开始进入这个酒厂工作，从此便踏入了葡萄酒行业。书中提到的青岛葡萄酒厂其实早在1914年便有了雏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山东青岛湖南路一个经营杂货的德国人，收购了一些鲜食葡萄在橡木桶中酿造，售卖之后广受欢迎。数年后，德商福昌洋行老板克劳克将其收购，并扩大了规模。
1930年，克劳克将酒厂卖给了德商Melchers&Co，酒厂中文名被称为：美口酒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葡萄酒进口再度困难，为了满足当时的市场需要，美口酒厂再次扩大生产，并且外销到其他城市。1947年，美口酒厂与啤酒厂、植物油厂等一起被齐鲁公司收购，依附于青岛啤酒厂。
民国时期，因为天主教会的活动需要葡萄酒作为弥撒酒，从而也促进了葡萄酒产业的发展。1921年，山西人张治平在清徐西关菜市街创办了清徐露酒厂，建厂的最初动机是振兴民族工业。后来所酿的葡萄酒，供应山西各地教会。公司酿造的炼白酒、高红酒还曾在巴拿马国际酒类品尝会上获奖。抗战时期，清源沦陷，酒厂损失严重。
清徐露酒厂当时称清源益华酿酒公司
新中国成立前，东北也是葡萄酒产业发展较快的区域。不过，当时东北的葡萄酒厂并不仅仅是用来酿造葡萄酒。
1936年，日本资本家饭岛庆三在吉林长白山老爷岭山脚下一个农场的基础上，创办了老爷岭葡萄酒厂。当地山葡萄资源丰富，为酿造山葡萄酒提供了原料。1943年该厂由日本关东军“石久”部队管辖，除生产葡萄酒之外，还利用酿造葡萄酒的废弃物生产化工产品“酒石酸”。战争期间厂房遭到破坏，吉林解放后才得到恢复。
老爷岭葡萄酒厂即长白山葡萄酒厂
差不多同时建立的，还有如今的通化葡萄酒。1938年7月，日本人木下溪司创建了通化葡萄酒酿造公司，酿酒师是日本人饭岛城。1939年便收集了山葡萄约45吨，以生产高级葡萄酒为主，大部分销往日本，厂名后来改为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随后又选址重建并扩大规模，并改名为通化葡萄酒株式会社。
1944年日本军命令将酒厂改为军用工厂，生产酒石酸钙。新中国成立后由当地政府接管。
在北京，也有一家酒厂一开始由日本人担任酿酒师，这便是北京东郊葡萄酒厂。虽然它正式建立于1954年，但在1949年时却已经可以生产20吨葡萄酒。当时原酒从石家庄露酒厂和清徐露酒厂运来，到厂后灌瓶、包装。1950年和1951年扩建，开始自酿自产，酿造技术由日本人樱井安藏指导。1957年时，年产量已经达到了2800吨。
除此之外，在北京，早在1910年时，依附于圣母文学会创建了一个葡萄酒厂，创始人是法国修士。当时被称为“上义学校酿造所”，后来改名为上义洋酒厂。1949年时，处于停产状态。
新中国建立前夕，尚有经营活动便是这7个厂，总产量商品量不到120吨，而折纯汁酒量仅80多吨。百废待兴的中国葡萄酒业急需要走出低迷，而新中国的成立便是一个最好的开端。
建立母本园、制定标准、培养人才，
中国葡萄酒产业雏形初现
时至今日，仍然会有调配葡萄酒、非全汁葡萄酒出现在一些报道里作为反面教材。而这些“假酒”，其实是历史的产物，非全汁葡萄酒一开始是合规的产品。
东北生长的山葡萄颜色较深、酸度很高、籽大汁浓，破碎后非常黏稠，需要加糖加水，才容易入口。因此从1949年开始，东北地区的商品量中占有的纯汁量在50%左右，称为“折全汁”。1952年，华北区与山东区都开始出现“商品量”高于“折全汁量”的现象。
山葡萄
资料显示，由于葡萄供不应求，酒厂会用原汁调配（加糖、酒精等）来增加酒的产量，通常这种酒的价格较低。刚开始，这些调配酒的含汁量较高，消费者也能接受这种情况，但却为后来埋下了隐患。一些商家将葡萄酒中的纯汁量越调越低，甚至出现了完全配制、不含葡萄汁的葡萄酒。
共同市场委员会曾在1970年4月规定：只有新鲜葡萄或葡萄汁经过全部或部分发酵的产品才能叫葡萄酒。郭其昌在其书《新中国葡萄酒业五十年》中提到，“可以考虑低于一定百分比（比如60%）葡萄原酒的配制酒另起一个名字，不要叫葡萄酒”。（注：该书出版于1998年）
1974年，在烟台召开了第一届葡萄酒和酿酒葡萄品种研究技术协作会，会议中梳理了工艺流程，而全汁葡萄酒、半汁葡萄酒、30%汁的葡萄酒的工艺都涵盖其中。可见，非全汁葡萄酒在当时是合规的商品。
根据会议内容，还可以得知，当时我国的产区划分为：北部严寒地区、渤海湾地区、黄河故道地区、西北黄土高原地区、新疆及河西走廊干旱地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与现在的主要产区划分区别很大。
1973年，在河北怀来，郭其昌等人开始了“干白葡萄酒新工艺”的研究。1976年，新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和半干白葡萄酒上市。不过当时，我国的葡萄酒各方面依然很落后。
1976年我国葡萄酒的产量达到2.6万吨，但与国际总产量3230万吨相比，差距依然很大。意大利和法国人均葡萄酒消费已经有100多斤，而我国每人只有0.055升的消费量。葡萄酒工业设备也还停滞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水平，技术薄弱，有的厂甚至没有技术员。
不过，当时我国的葡萄酒已经开始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资料显示，香港的屈臣氏公司在1975年给恒达公司的函中，曾谈到沙城葡萄酒的品尝情况。而日本的三得利公司与中国也有葡萄酒贸易的往来。
郭其昌在其著作中提到：“1976年，美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葡萄酒进口关税是0.37美元/加仑，而对共产主义国家则是1.25美元/加仑。”
1979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年。这一年，国家借助沙城项目的契机，原轻工业部派出考察团对法国进行葡萄酒技术考察，这是我国第一个政府级的葡萄酒出国考察代表团。
同年，郭其昌提出了建立母本园的想法。1980年，从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引入国际名种29个，这些品种先后在北京通县、河北沙城、河北昌黎、新疆鄯善、山东禹城、甘肃武威、宁夏玉泉以及山东胶南和山东曲阜等地，进行种植和酿造实验，形成酿酒葡萄名种园（即母本园），为后来我国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一个现在的大型葡萄酒企业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在1980年建立，这是中国第二家中外合资企业，合资的外方为法国人头马亚太有限公司和香港国际贸易与技术研究社。
这一年，第二届葡萄酿酒和葡萄栽培技术协作会呼吁，成立全国葡萄酿酒和葡萄栽培研究所及其所属的分布在我国华北、山东、黄河故道、西北四大葡萄酒产区的实验站，加强科学实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并呼吁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学院、山东农学院、轻工大学（学院）设葡萄酿酒和葡萄栽培专业院或系，为葡萄酒行业培养专业的高素质人才。
后来在河北沙城母本园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在的中粮长城桑干酒庄。而新疆鄯善的母本园则是如今楼兰酒庄的所在地。1982年，从新疆石河子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毕业的陈洪斌来到了鄯善工作，由此开启了他的葡萄酒人生。
也是这一年，后来中国葡萄酒产业的领军人物之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创始人李华奔赴波尔多第二大学葡萄酒学院，攻读葡萄与葡萄酒学博士学位。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葡萄酒也不例外。陈洪斌在新疆鄯善县园艺场，管理着母本园以及葡萄酒的生产技术。当时这里并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只是一个“作坊”。
陈洪斌回忆道，那时一瓶500ml的全汁葡萄酒，售价在9毛钱左右。每个酒厂的产量也是国家在分配任务，鄯善园艺场的产量在1万吨左右。由于干型葡萄酒面世不久，因此，市场上基本都是甜型葡萄酒。
就当时来说，酿造葡萄酒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同样具有政治意义。地处偏僻地区的葡萄酒产区的发展，不仅可以改造荒地，造福于当地人民，增加了当地人的收入。改革开放的政策，鼓舞了各地企业生产的积极性，葡萄酒厂在各地开始建立起来。
工艺的科学研发、标准的逐渐建立、人才的系统培养，经过漫长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葡萄酒开始迎来它的高光时刻。
注：部分资料参考郭其昌先生著作《新中国葡萄酒业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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