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1，小史店镇的名胜古迹
一、香山佛沟摩崖造像位于小史店镇寺门村东南8公里处香山山腰。此处为桐柏山余脉，当地群众谓之佛爷沟。两千多年前楚国所修筑的长城就延伸到这里。此造像年代未见题记，《宋志》一书载：“香山在州东南120里（今方城东南120里）上有香山寺，摩崖造像，大者二尺余，小者尺余，背有千手千眼菩萨，盖仿龙门石窟而为之。”1986年被列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南阳区域内发现的唯一佛教造像。该石刻的发现，证明了方城---南阳为古代丝绸之路的源头。建造数据佛沟摩崖造像分别镌刻在南北两块天然巨石之上，两石相距20厘米。南石高360厘米，宽270厘米，厚150厘米；北石高310厘米，宽330厘米，厚250厘米。两石共计雕像32龛138身。其中，北石南 西 北三面雕像14龛72身，南石四面雕像18龛66身。造像最高者1.4米，最低者仅20厘米。造像内容主要有释迦牟尼佛、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阿难、迦叶、比丘，文殊骑青狮，普贤乘白象，12罗汉，12臂观音等题材。形象逼真，姿态各异，有的宁静端庄，和蔼可亲，有的金刚怒目，气魄雄强。雕刻细腻，技法娴熟。其风格与龙门石窟相近，有较高的考古研究价值，原建有香山寺。艺术价值2008年11月19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镰、中华书局《文史知识》副主编、编辑部主任胡友鸣、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典文学研究室主任刘杨忠、中央电视台《百科探秘》记者一行在南阳市副市长冯晓仙的陪同下，来佛沟考察。2009年5月29日，中央电视台第十套《百科探秘》播出了《神秘的巨石佛像》，轰动大江南北。2009年6月24日，国内佛教石刻研究专家一行7人，到佛沟考察。他们是：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古遗址保护委员会石窟石刻专业委员会主任孙英民、原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温玉成、北京大学教授李崇峰、清华大学教授李静杰、龙门研究院研究员王振国、河南博物院研究员王景荃、河南省文物出境鉴定站站长刘建华，并举行了“南阳佛沟摩崖造像专家研讨会”。该石刻的发现，证明了方城---南阳为古代丝绸之路的源头。二、香山寺香山寺位于小史店镇寺门村东南8公里处香山上，是小史镇的景点之一，每逢春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这里游人不断，香火不绝。三、南冲寺和黑龙潭位于小史店镇南10公里处的山上（当地人叫报沟）。这里群山环抱，绿水长流，有南冲寺、黑龙潭等景点。由于地处偏远，所有景点基本上未被开发，一条进山的水泥路时断时续，更没有饭店、旅社等商业买卖活动。一切都是原生态。报沟其实就是沟状的地形，沟的正中央是一条河。河床中有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大石头，弥漫着神秘的气息。黑龙潭，潭水幽深，深陷山巅群崖之下，中空外圆，颇为开阔平坦，面积约有一亩地大。入口处树木参天，怪石遮掩。其它三面悬崖壁立，高约百丈，直接云天；石质细腻洁净，凛凛泛着青白色的光，森然威严。一条瀑布自崖顶贴石而下，似银蛇凭空而降，极为灵犀好看。若逢下雨，瀑若巨龙，升腾翻滚，水雾滔天。四、石峡口（今小史店镇刘八卦庄）诸葛亮茅庵寺石峡口，位于小史店镇西南十二里桂河南岸，现名叫刘八卦庄或刘庄。据明嘉靖《裕州志·舆地·古迹志》记载：“诸葛庵在石峡口东，世传诸葛孔明始结庵于此，后庵为火毁，遂居南阳。今人仍建茅庵庙，有小石记。”清乾隆《裕州志》卷一古迹志亦载：“顺阳石峡州东九十里，世传孔明先生于此结庐，后乃徙南阳卧龙岗，今石峡口有小草庵，唐时石记犹存。”朝晚期这里仍有茅庵寺，村北为大寺院；民国早期仍存四间房子，墙上有壁画，屋内供奉着文殊菩萨和诸葛亮；因二者一起受人供奉，村人呼为“茅庵寺”。每年农历九月初九诸葛亮祭日，村人都要唱大戏，焚香祈祷，人山人海，非常热闹。民国31年《方城县志·舆地·古迹志》载：“茅庵寺在小史店西南十二里，相传为诸葛武候初结茅庐处。”方城贤达顾长青先生曾有两首七律专记此事。现录于后。 清乾隆《裕州志》在卷五人物志流寓中又记；“诸葛亮本琅琊人，徙于顺阳之石峡口，结庐而隐，寻徙入南阳卧龙岗，今石峡口有小草庵，唐时石记犹存。”清代汪介人在《中州杂俎》中引用的就是这一段话。中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方城县志》卷一舆地·古迹志载：“茅庵寺在小史店西南十二里，相传为诸葛武侯初结茅庐处。”卷六人物志流寓部分介绍诸葛亮时，重复了清《裕州志》的记述，但最后指出唐时石记今佚，这是与清《裕州志》不同之处。总之，上述州志和县志的记载，都充分说明，方城东南九十里的石峡口，是诸葛亮最早的结庵躬耕处。诸葛亮为什么会在此结庐躬耕?这与石峡口的地理位置有关。石峡口有两个意思：一是指石峡口村，俗名蛇口，也称社口，在小史店乡西南三十多里，距县城九十里，和泌阳县、社旗县交界；二是指从小史店往西南直至石峡口村，是三十多里的山峡地段，这里古时是从漯河、舞阳，经小史店进入南阳盆地的一条通道，石峡口村为向西南的出口处。方城楚为方城，秦改阳城，西汉、东汉均称堵或堵阳，金置裕州，元、明、清因之，中华民国二年又改为方城。小史店历来都是方城东南重镇；东和舞阳交界，南和泌阳(舞阴)接壤，北和叶县相邻，四面环山，中为平原，为一典型的小盆地，距方、舞、叶、泌四县城距离基本相等，均为百里左右。《新考》论者认定诸葛玄因刘表不予任用，预作他图，离开襄阳，北上中原，但到叶县平山(今平顶山市)却一病不起，并亡故于此，葬在附近的高阳华里。那么，依靠叔父养育的诸葛亮兄弟二人必然会跟着叔父来到这里。叔父已经亡故，诸葛亮失去依靠，生活没有来源，为了生存下去，诸葛亮必须得耕田种地。可见诸葛亮“躬耕陇亩”的根本原因就是“玄卒”，是生活所迫，是不得已而为之。也由此可知，诸葛亮“躬耕陇亩”不在襄阳，因为那时诸葛玄健在，刘表不管怎样“狭而无度”、“心多疑忌”，但在生活上还是会照顾老朋友诸葛玄及其两个侄子的，诸葛亮在那里不存在吃、穿、住的问题。所以，诸葛亮不管在襄阳生活多长时间，都不会“躬耕陇亩”或“躬耕于野”。“玄卒”之后，知识青年诸葛亮要独立生活了，摆在他面前的有几种选择：(1) 投奔曹操，因为平山距许很近，只有一百多里，中间只隔一个襄县。但这不是诸葛亮的心愿。因为他对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心怀不满，他的志向是要匡扶汉室。所以，他不会再往北进入人地两生的曹操管辖之地。(2) 返回襄阳，继续寄人篱下。这同样不是诸葛亮的心愿，尽管他在襄阳生活了几年时间，有朋友、有亲戚或者有住宅，但诸葛玄长期不被刘表任用，只给饭吃，不给工作，诸葛亮是一清二楚的，他们是怀着被压抑的心情和对刘表的不满才离开襄阳的，胸怀大志的诸葛亮，尽管叔父过世了，但也决不会再返回襄阳靠刘表的施舍来过生活。所以，襄阳也决不会是“玄卒”之后诸葛亮的“躬耕”地。(3) 继续留在平山高阳华里或附近地区。明嘉靖叶县西塘人原太仆寺少卿后叨转南京大常卿牛凤，在《改正诸葛武侯祠记》里，只说高阳华里有诸葛旧坟墟。而只字未提诸葛亮在此躬耕，还说“躬耕南阳尚在厥后”，叶县志也未记载过诸葛亮在叶县某地躬耕过。正是牛凤作《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的不久，南阳府通判牛盂耕来裕州掌管州事，发现了诸葛亮开始结庐躬耕陇亩之地，就在他所管辖的小史店西南石峡口内，并且还有唐时的小石记，于是就把它明确载入他所编纂的《裕州志》内。还有啥要说的吗?我们只得〈象〉[像]牛凤说的那样“信有由然”。(4) 石峡口位居堵、叶、舞阴、舞阳四县交界处，是刘表、曹操两大军事集团统治的边缘地带，统治力量相当薄弱，既偏（避）[僻]又方便，进退自如。适宜生存，况又群山环绕，河流纵横，历史遗迹丰富，周围山头均在五百公尺左右，其中西边的霸王山，相传项羽曾驻兵于此。山顶有“霸王井，相传项羽至此，人马渴甚，掘地得泉，因此为名”。有“”旗石，相传为霸王旗之石”。还有大圈马场、小圈马场，相传为楚军圈马之处。山前有“聚将台，相传为项羽驻军聚将处”。霸王山以东有汉王露台，台上有汉王庙，附近有故衣河，也叫摆衣河，相传为吕后摆衣处，小史店东二里有娘娘池，相传为吕后渡水处。总之，这里有山而不高，有水而不湍，风景优美，土质肥沃，无论是人文条件和地理条件都宜于耕作和生存。(5) 诸葛亮跟随叔父长大成人，对其叔父是有深厚感情的，石峡口离平山高阳华里不远，便于诸葛亮兄弟二人常到那里祭扫凭吊和照看叔父的坟墓，以表达对叔父的怀念和敬仰之情，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一开始会选中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呢?笔者认为，这与诸葛亮随叔父北上的路线有关。诸葛亮随叔父北上走的是哪条道路，史籍未见记载，如果说走大道，不外乎襄阳、邓县、南阳、博望、方城、叶县，或者是襄阳、新野、南阳、博望、方城、叶县。这条路在古代称为夏路，是有名的官马大道。但时逢战乱，曹操、张、刘表的军队常出没于宛、叶之间，若碰到他们，轻则遭受盘诘，重则有被抓被杀的危险。如走小道，蛇口、小史店是必经之地。因为这样可以避开一连串的县城，能够比较安全的行路。从此经过，诸葛亮必然会对这里的风物人情作一番考察了解。所以，在他叔父亡故之后，就来到这块“风水宝地”结庐暂居，一边种地维持生活，一边继续自学深造，一边观察时局变化，一旦时机成熟，就去实现他的“管、乐”之志。文殊等菩萨是何时进人诸葛庙的，现无准确依据。约在民国十几年，庙房被刘八卦庄刘太云家扒掉，盖成自己居住的房子(后被火烧)。庙址下面埋的尽是砖头瓦片，后来挖出的有碾盘和石碾，遗留下来的还有庙前那棵老柘刺树，树根起靠住一座失去头颅的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用玫瑰红水成岩雕刻而成，脚前卧着一只头向左尾向右的狮子，文殊背后有“XXX河南道南阳府裕州石峡口茅庵寺XXX住持纪清XXX年X月二十日石匠田世”。近几年迷信之风又起，不少人又来这里烧香祈祷。诸葛亮最早结庵躬耕地在方城东南九十里的石峡口，首见于明嘉靖《裕州志》，该州志为牛孟耕编纂，资料为他收集，文字为他撰写。牛盂耕是何许人?他在《裕州志》中是这样介绍自己的：“牛孟耕，字舜田，号虞冈，山东定陶(虞冈)人，由监生任本府(南阳)通判，嘉靖丙午岁来署裕事。”丙午岁即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36年)，在新任裕州知州到来之前，朝廷命他以府通判身份来裕州主管全面工作。他和诸葛亮及《南阳府志》编纂者前任知府杨应奎(山东益都人)都是同乡，他不仅了解他们的身世，而且来裕署事后，又发现了诸葛亮最早的结庵躬耕地，并且还“有小石记”这个物证，于是，他就毫不犹豫地把它载入州志。由于明末战乱，烧杀无度，到清代，明《裕州志》已残缺不全。康熙四十五年知州董学礼(襄平人)奉文重修，历经十年，成书六卷(未刻印)。雍正十三年，知州宋名立受命续修《裕州志》，增添了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五年三十年间新的内容，耗时六年，宋名立是山东沂州府兰山县人，沂州府兰山县即今山东临沂市。诸葛亮的家乡沂水县即为沂州府所辖，所以，宋名立和诸葛亮是更近的老乡，对诸葛亮的身世会有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宋名立在续《裕州志》序中说：“或记人物之善良，或记丁赋之增减，或记时事之废兴，或记风土之变易，无不祥加考核。至再至三。”这说明他治史的态度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他所续修的《裕州志》有四处记载诸葛亮最早结庵于石峡口，因为唐时石记犹存又经过“至再至三”的反复考证，他对“石记”相信无疑，所以，他在州志中充分显示了这个内容。另外，他在州志中还记述了州城及其附近的一些有关诸葛亮的纪念性建筑，如他在卷一裕州地图上以实物形式绘有诸葛祠，其位置在东门里路北城墙根。在卷二建设志又记有“武侯祠，在旧治东南春秋二祭。”民国《方城县志》在这个条目下面，又加了一句“有明嘉靖六年清同治三年重修碑记”。这充分说明诸葛亮在方城确有活动，方城人民对诸葛亮确实怀念和敬仰。其他名胜古迹有：神奇的草本植物羊不奶树，胡柳，圣井寺温泉，新石器时代的娄庄遗址，西周北魏建寺门遗址，清代的菩萨石刻造像，明代挂帅总兵申振武墓地等。{0}
2，眉山市青神县黑龙镇至眉山泡菜厂多少公里
驾车路线：全程约26.7公里起点：黑龙镇1.从起点向正西方向出发，沿黑青路行驶10米，直行进入世纪街东段2.沿世纪街东段行驶120米，直行进入世纪街西段3.沿世纪街西段行驶160米，右前方转弯进入眉青公路4.沿眉青公路行驶4.4公里，左前方转弯5.行驶1.8公里，右转6.行驶2.2公里，左转7.行驶530米，直行8.行驶360米，直行进入成乐高速公路9.沿成乐高速公路行驶1.9公里，朝资阳/遂宁/S40方向，稍向右转上匝道10.沿匝道行驶770米，右前方转弯进入遂洪高速公路11.沿遂洪高速公路行驶6.6公里，在眉山城区/东坡出口，稍向右转上匝道12.沿匝道行驶1.3公里，直行13.行驶4.1公里，直行进入顺江大道南段14.沿顺江大道南段行驶1.7公里，右转15.行驶710米，到达终点(在道路左侧)终点：四川眉山泡菜厂{1}
3，洛南革命旧址在哪里
素有陕西“东南门户”之称的洛南县，因可北望潼关、南达武关、东扼铁锁关、西连关中平原，地险而居衡，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27年许权中旅进驻洛南开展革命活动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贺龙、刘华清、徐向前、程子华、汪锋、徐海东、唐澍、刘志丹等108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共和国将军先后挥戈秦蟒、辗转洛水，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洛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领导下，前赴后继、不畏牺牲，踊跃参军参战，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无数仁人志士献出了宝贵生命，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巨大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普查出革命遗址19处，这片红色热土1984年被批准为革命老区。【渭华起义的屯兵地】渭华起义与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同是中共历史上最重大的几次武装起义之一。而渭华起义的骨干力量——许权中旅，就是在洛南完成起义的思想、组织和军事准备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为了粉碎国民党“清党反共”的迫害，保存党在西北地区的唯一武装力量，遵照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许权中旅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艰难曲折的历程，于1927年底进驻陕豫交界处的洛南三要一带休养生息，谋求发展。1928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安排刘志丹（刘景桂）、唐澍、谢子长（谢浩如）、吴浩然、廉益民（卢少亭）、周益三等到许旅，加强党对许旅的领导。1928年4月初，新成立的中共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省委常委）到洛南向许旅传达“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组织渭华暴动的决定”，要求许旅扩大武装、准备参加起义。5月7日，许旅从三要出发，经石坡、巡检、三元、潼关等地，于5月中旬抵达华县瓜坡镇宣布起义，16日在高塘镇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王泰吉任参谋长、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许权中任军事总顾问兼骑兵分队队长。起义失败后，唐澍、刘志丹等率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部分地方干部共300余人，且战且退，由涧峪翻越秦岭，于6月25日抵洛南县洛源、保安一带继续坚持斗争。7月1日保安战斗失利后，唐澍牺牲，刘志丹等率余部200余人到商州黑龙口休整，于8月中旬经丹凤、商南，出荆紫关入河南。这次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沉重打击了西北反动统治阶级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斗志，同时也教育和锻炼了陕西人民，培养了政治、军事干部，为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和以后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积累了经验。许旅从1927年底到1928年8月中旬，两进两出洛南，历时8个多月。在当时敌人非常强大且非常疯狂的情况下，紧紧依靠并组织发动洛南人民，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开展苏维埃运动；建立农民协会，为群众兴利除弊排忧解难；扩军整编，建立健全部队党、团组织，为陕东特委培训军事骨干，完成了渭华起义的军事、组织和思想准备。许旅进驻洛南，不仅为闭塞落后的洛南带来了革命的火种，唤醒了沉睡的山区、浑盹的群众，而且使统治黑暗、贫穷落后的洛南燃气了农民运动的熊熊烽火，与渭华地区农民运动遥相呼应，成为西北地区10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前奏。同时，洛南人民也给予了部队无私的支援和帮助。许多群众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把粮食送给部队。三要贫苦农民杨义堂、杨庄娃等因为部队经管粮台组织粮食而遭恶霸何豹子杀害，三要群众想方设法将自己炼的铁送给部队制造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灵口街妇女自发组织为战士缝补洗浆，洛源群众打扫好屋子迎接战士入住休息，洛南青年农民刘实通、杨正兴、何秋分、刘振杰等自愿参军参战， 使许旅由入洛时的1290人增加到2000余人。 【红军长征的加油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疯狂“围剿”，先后有4支红军转战洛南，宣传革命思想、发动人民群众，打击消灭土豪恶霸和反动势力，休养生息、补充给养，扩军整编、壮大队伍。洛南人民为红军长征提供了无私的支援和帮助，其中红25军和红74师是红军长征结束时仅有的两支人数得到增加的队伍。1932年11月21日，红3军在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率领下，分别从河南省卢氏县的梨树坪、木桐沟等进入洛南，后在三要北司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革命思想，三要水磨韩凤来、四岔杨占山等众多青年参加了红军。红军在洛南稍作休整并补充给养后，向南开去。1933年6月21日， 红26军在汪峰、刘志丹、王世泰率领下，，从照金革命根据地南下，于7月中旬进入以洛南洛源镇为中心的蓝田、商州、洛南 、华县四县交界处，与敌周旋3个多月。洛南人民冒着生命危险给予了大力支持和保护，保证了红26军主要领导的安全并渡过难关。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的率领下，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一带出发，浴血奋战，越过平汉铁路，经过桐柏、伏牛山区，于12月8日从陕豫交界处的箭杆岭铁锁关进入洛南三要，9日南越蟒岭，10日在庾家河（今属丹凤）决定成立“鄂豫陕省委”、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之后的8个多月时间里，红25军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内的大迂回斗争中 ，三进三出洛南，足迹遍布洛南的山山水水。先后成立了鄂豫陕省委、中共商洛特委和抗捐第一军、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进行了鸡头关、九泉山、庾家河等战斗，解放了洛南县城，在城隍庙召开了群众大会，发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打开监狱解救抗捐群众70多人，建立了梨园岔等三个区和沙坪等六个乡苏维埃政权，处决了一批土豪劣绅，打击消灭了一批国民党地方武装。先后有近千名洛南人民参加了红25军和抗捐第一军。其中八里桥老虎窝煤窑一次就有30多名挖煤工人参加了红军，为红25军增加了工人阶级成份。正是包括洛南在内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人民的踊跃参军参战，虽然经过残酷的战斗减员，红25军仍由入陕时的2500余人发展到北上时的4000多人，绝对数增加3千人以上。1935年7月，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25军主力北上后，决定由豫陕特委和鄂陕特委合并组建鄂豫陕（陕南）特委，郑位三任书记。同时以300多名红25军战士为骨干，与鄂陕、豫陕两个游击师的400多名游击队员合并组建了被毛主席誉为“陕南土著军”的红74师，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红74师成立后，在西起宁陕、东至卢氏、南抵汉水、北至终南山以北的东西500里、南北200里的广大区域内，以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术，采取同敌人“兜大圈子”的办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困，打击消灭地方民团和保安团，发展壮大红军。5个来回中有第二、第四、第五3个来回涉及洛南，足迹遍布洛南全境。为配合中央红军东征，红74师以华山南坡的洛南黑山、黄龙铺为据点，围绕华山在华山脚下转了三大圈，同时选派手抢团、步兵团的50多名战士登上华山，张贴标语，大造声势，开展了“大闹华山”，受到毛主席的称赞。先后有包括洛南青年谢光东、吴祥云等在内2000多名鄂豫陕根据地群众参加了红74师，使红74师由组建时的700余人发展到1937年4月离开时的2100多人。【抗日救亡的急先锋】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以蓄意制造的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全面发动了吞并中国的侵略战争。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洛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八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应有贡献。1937年8月，洛南青年罗锦文，在西安联络动员包括8名洛南青年在内的14名青年医护人员，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自愿奔赴抗日前线的战地医疗救护组织——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亲任队长，奔赴抗日前线开展战地救护，受到了朱德、澎德怀、左权等的肯定和表扬。随着日寇侵入潼关，洛南已成为抗日的前哨。为肩负起抗日救亡的历史重任，洛南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中共洛南支部，于1938年8月在县城北塬成立。为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在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的推动下，在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郝兆先和县立洛南中学校长黄宪之等进步人士的参与支持下，先后成立了“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洛南分会”、“县立洛南中学抗敌后援支会”和西街小学、景村小学等抗敌后援支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时任县长的郝兆先被群众誉为“抗日县长”。为扩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先后成立了“洛华游击队”和张国安、龚贤安、肖绪歧等游击组织。1940年6 月18日，日军轰炸重庆返回途中，一架敌机迫降洛南，洛河儿女手持农具追歼4个、活捉3个弃机逃跑的日本鬼子。抗战时期，洛南在西安、开封、延安等地学习的何史挺、姜廉生、何振藩、谢苏、冀克让、张振民、白景华等青年学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民先队，在38军17师任副团长的郝世英、在杨虎城警一旅任上士文书的冀居生等光荣入党，他们都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护送革命干部的交通站】洛南是鄂豫陕、豫鄂陕、豫陕鄂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豫陕特委、商洛特委、蓝洛县委、卢灵洛县委、卢洛县委的中心区域。在白色恐怖下，洛南人民舍生忘死，保护了一批又一批革命队伍、革命组织和革命干部。红26军南下洛南期间，洛源、保安群众主动为红军带路、送信、做饭、打鞋，青年农民李志仓从茉胡梨沟把30多名红军安全送到青岗坪。红25军入陕后最为险恶的庾家河战斗，造成300多名红军牺牲，军长、副军长和多名团、营干部及众多战士受伤，为保证伤员得到及时救治，当地村医杨春荣、罗铭臣、罗锦文等主动拿出自家的药物协助救治伤员，全力以赴帮助部队将伤员安置到群众家中救治养伤。1934年底，吴焕先率红25军由景村向南转战中，有4名小红军伤病员在灵官庙附近掉队，当地群众主动收养、精心照料和掩护，除一人被敌杀害外，其余3人先后安全归队。老虎圈群众熊用富，将右腿负伤的抗捐第一军司令刘实通隐藏于屋后的山洞中，为其送饭医伤。1946年7月22日中原突围北路部队进入商洛以后，李先念率40多人的指挥机构，化妆隐蔽于洛南南部区域为中心的群众家中，统一领导和指挥豫鄂陕根据地革命斗争长达2个多月，直到9月底安全护送出商洛境，经蓝天、临潼等地回到延安。灵官庙群众周志明，机智勇敢，将蔡田游击队队长蔡兴运用稻草裹住扛在肩上，不慌不忙走出敌人的搜查圈。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牺牲后，敌人将头颅割下悬挂于洛南县西城门上示众，洛南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夜间偷偷将唐澍的头取下掩埋，遗体由保安唐岭农民余善伯等掩埋于栲树梁上。【培养革命干部的大熔炉】1919年，洛南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李景阳，参加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成为洛南最早接受革命思想并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人。受“五四”文化和思潮的影响，以禁止妇女缠足、鼓励裹足妇女放脚的第一个进步性群众组织——洛南“天足会”于1923年成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具有大革命性质的“中国国民党洛南县党部”于1926年秋成立。1927年10月，在华县七里寺小学当校工的洛南麻坪头岔村贫苦青年何宜臣光荣入党，成为洛南的第一个中共党员。漫长的革命斗争，使洛南人民的革命思想从无到有、革命觉悟从低到高、革命活动从少到多、革命形势从小到大。先后建立工委3个、县委、县政府6个，区级政权10个，乡级政权26个，农会、农民协会117个，共青团和妇女组织91个，众多贫苦农民成长为革命的骨干力量。贫苦农民刘实通、岳新明成长为有“商洛第一军”之称的——抗捐第一军司令、副司令。靠担老盐为生的古城农民贺忠才，以担老盐为掩护，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交通员。贫苦农民贺远柏不仅自己成长为豫陕游击师四大队一支队队长，其母也因积极组织妇女为红军做饭、缝衣被战士称为“黄妈妈”。景村高级小学校长张毅生，不仅带头加入了红军，而且以学校为联络站，为红军组织粮食、搜集传递情报。肖绪岐一家叔侄六人动员亲戚、邻居成立了洛华游击队第二中队。高耀会仙台农民吴成美，动员妻子和学生在自办的学校前支起大锅为红25军做饭，为蔡田游击队探敌情、送情报，后成长为卢洛县兰官区三要乡文书。以编草鞋为生的上寺店农民肖兔娃，不仅为中原突围部队送草鞋、教战士编草鞋，还成长为卢灵洛游击大队第一中队战士。杨圪崂农民郝世英成长为陕南独立团团长，孤儿夏长江成长为三要区干队副队长。无数仁人志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被《陕西英明录》收录的就有197位，被《洛南英烈》收录的有349位。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一大批进步青年冲破封建地主家庭的枷锁，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洪流。古城南河何史挺，背着家人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8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入党，先后任陕南游击队第一大队支部书记、卢洛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解放后任洛南县、柞水县政府副县长等。城关镇马鞍桥谢苏，1934年在西安高级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先后任晋察冀边区公安处第一科科长等，解放后任察哈尔省社会部副部长、公安厅副厅长和第三机械部机关党委书记等。景村陶渠龙万善，背着家人卖掉家里的15亩田地和房产，为红25军和抗捐第一军筹集经费500块大洋，率抗捐第一军第一大队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直至献出年轻的生命……解放战争强大的革命攻势，使洛南的国民党政权惶惶不可终日。1949年5月24日，国民党洛南县长何逸梦带随从40多人仓皇出逃，被我第七区干队生擒于官桥；5月30日，商洛武工队进入洛南县城；6月6日，中共洛南县委、洛南县人民政府在周村成立，6月8日移驻县城。9月23日，县委、县政府召开5万多人参加的“剿匪祝捷大会”，热烈庆祝洛南全境解放，洛南人民从此站了起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