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鼎州窑
唐代的茶具特点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兴旺发达、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唐代的茶饮及茶文化已发展成熟，人注茶具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唐代茶具在中国茶具的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
饮茶之风在唐代极为盛行，文人士大夫们更将饮茶视为风雅之事。因此，人们不但重视茶叶的色泽、香气、味道及烹煮方法，而且非常重视茶具，特别是在陆羽《茶经四之器》中规范了茶具的种类和规格之后，茶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茶经》中所列出的一套茶具共有二十四种（总共有二十九件），由此可以看出，唐代人对茶具的要求十分严格。
在唐代的茶具中，茶壶独具特色。茶壶，也叫“茶注”，壶嘴叫做“流子”，因器型矮小而取代了晋代的鸡首汤瓶。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碗托。据说，碗托是由店代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发明的。她将蜡做成圈，以固定茶碗在盘子里的位置。
后来，蜡质碗托发展成为瓷质碗托。实际上，早在周朝时就已经出现了与碗托相似的茶具，《周礼》中将这种放置杯搏一类器具的碟子称为“舟”。
唐代时，直接用来饮茶的器皿叫做“盏”（陆羽在《茶经》里将其称作“碗”），其器型比碗小，腹浅口敞，壁斜直，玉璧形底，外表大多呈荷叶形、花瓣形、葵瓣形、海棠形等。
此外，唐代还出现了可以随身携带的装有少量零碎茶叶的小盖罐，以及专门贮存茶叶的器具茶笼。
唐代时，虽然已经出现了玻璃茶具，但人们还是主要使用陶瓷质、金质及银质的茶具。陶瓷盏因制作精良，釉色晶莹润泽，而深受人们喜爱。
当时享有盛名的瓷器有越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和邢州窑，其中，越窑盏与邢窑盏名望最高，分别代表了当时南青北白两大著名瓷系，而且都是当时进贡给皇帝的物品。
在造型风格上，越窑盏与邢窑盏大不相同。越窑盏的特点是口唇不卷，底卷且浅;邢窑盏则较为厚重，且外口无凸起的卷唇。
在唐代，越窑青釉盏为最盛行的茶盏样式，而邢窑盏亦有“天下通用之”的美誉。在《茶经》中，陆羽认为越窑盏的胎釉有，“类冰”、“类玉”之美，而邢窑盏则有“类雪”、“类银”之美。
至于以金、银制作而成的茶具则更是光芒四射，异常昂贵，成为宫廷和豪门贵族的奢侈品，而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只能远观而不可近玩。
唐代当时茶具主要有碗、瓯、执壶、杯、釜、罐、盏、盏托、茶碾等。瓯是中唐时期风靡一时的越窑茶具新品种，是一种体积较小的茶盏。
2. 鼎州沧水驿楼
《菩萨蛮》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据宋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说：“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辅泰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曾布）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
从作品看，作者应该站于“高楼”之上，一边是与“楼”等高的“平林”，一边是“寒山”。据《方舆胜览》载，站在四川成都散花楼上，可以 “前瞰大江，西眺雪岭，东望长松”，其中的“雪岭”应该就是词中的“寒山”，“长松”与“楼”等高，站在高楼之上看去，树梢一样的齐平，故称“平林”。故，此词写于成都散花楼上。
词中的季节应属深秋或初冬，时间在傍晚时分（暝色），这样的时节，成都多雾，故有“烟如织”。看到宿鸟投林，勾起了作者“回家”的渴求，他的家明显不在成都，须“长亭更短亭”才可回到自己的家，这一路的“归程”应就是由蜀到秦的“蜀道”，故其家应在长安。
综上所述，此词作者非李白，乃唐玄宗李隆基也。写于757年深秋的成都。之所以“愁”，背景如下：
757年9月，坐镇凤翔的唐肃宗接到收复长安的捷报，10月派中使啖庭瑶入蜀，上表请太上皇玄宗返回京师，说自己仍当东宫太子。稍后不久，太上皇唐玄宗接到奏表，彷徨不安，连饭都吃不下，说“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东矣”，那副忧愁的样子，是决意不回京师了。
中使啖庭瑶出发不久，李泌从长安回到凤翔，得知此事，认为表文写得不妥当，太上皇肯定不会来的。肃宗说，中使已经远去，表追不回来，怎么办呢？ 李泌建议，应当用“群臣贺表”的形式，而不能以肃宗皇帝的口气写，内容要讲“自马嵬请留，灵武劝进，及今成功。圣上思恋晨昏，请速还京以就孝养”等等。（《资治通鉴》） 李泌当即起草表文。肃宗读了，流下眼泪，深感自己做错了一件事。立刻派中使奉新表入蜀，以迎上皇。玄宗读了新表，紧锁的眉头舒展了，说：“吾方得为天子父！”遂下诰离蜀返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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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琼（1068～1127年），原名端五，号益庵，荆湖北路通城县梓木里人（今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塘湖镇黄袍山下荻田石港一带）。出生于仕宦之家，进士及第，谏议大夫、工部郎中，兵部待郎，官至兵部尚书。其祖父方迪（999-1091）字白允，号懋德，进士，历任翰林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八番都元帅、英武大将军、礼部尚书，左阁丞相。方琳（1034-1121），字仕东，方琼父亲，宋进士及第，历任知县、知府、资政殿大学士、官至户部尚书，哲宗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致仕。
名师指教 少年成才
方琼家庭出身很好，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习文学武均从名师。方琼诗赋方面得到了苏轼、黄庭坚（父方琳同龄好友）等名家的点拨。方琼天资聪颖，但少年时的方琼好动、顽皮，祖父方白允挚爱孙子，不仅将自己多年前编的“兵学研究”交给孙子，还常带方琼访一些武学名家，时常到御拳馆观摩。方琼叔父方玠也是好武之人，对方琼习武也有指点。但父亲内心非常反对儿子习武，因宋朝重文轻武，乃对琼甚严，家教鞭恒悬于堂。琼于哲宗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中得举人（主考经义、诗赋、律义等），时年，方琼十九岁。
哲宗元佑六年（公元1091年）二十三岁龄登进士。主考经义、诗赋。与方琼同榜的进士还有马涓、朱谔、张坚庭、宗泽、黄叔敖（分宁人，今修水）等人。方琼和宗泽，疾书长篇痛斥国防、农业、官僚等弊病，宗泽被列进士榜倒数第一名，方琼名列二甲，均授官职。在京城时，宗泽、方琼、周同等为好友。授宗泽京东路馆陶县尉，授方琼兴元府（今陕西省）、河中府（今山西省）辖下县事择一任职，方琼并没上任，其祖父方白允去世（享年92岁），琼随父方琳在荆湖北路通城县梓木里节制守孝。
1095年到1099年间，方琼遍访天下名山名士，到访鄂州、洪州、潭州、岳州、均州、扬州、苏州、杭州、相州等地名山名湖，拜访天下各地文武名士，如黄庭坚、李清照（女）、周邦彦、李之仪、周同、宗泽等。
出任兵部尚书
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方琼到河北西路相州府、京西北路陈州府等地任职，后升给事中、中书舍人、工部郎中等职。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8年）任兵部待郎，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方琼任兵部尚书。宋朝的兵部其实并没有多少实权，主要是起草一些各地兵营文书、粮草往来、中下等兵种嘉奖、训练新军等，曾短暂出任兵部尚书的苏轼曾言此职无权：“武选隶于天官，兵政总于枢辅，故司马之职，独省于文书。”也就是 说，实际兵权归于枢密院。
方琼主政兵部，虽有报国之志，奈处处受制于当时的制度和机构设置：“京师之内，有亲卫诸兵，而四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师内外相制之兵此。府畿之营，云屯十万之众，其将副视三路者，以虞京城与天下之兵，此府畿内外相制此。非特此，凡天下之兵足皆内外相制也。” 亲卫兵直属于皇帝指挥，也是北宋时期最大的兵团，兵营则是驻派各路各边关的重兵，仅次于亲卫兵团，各府也设兵营，形成三者相制。
方琼在兵部任职，多次提出强化军队训练、各兵团应建立快而猛的骑兵营、远而准的弓箭营、增强边境防备、重用青年军官等一系列强军方案。在战北辽、降宋江、平方腊、提拨青年军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方琼在兵部尚书仅一年多的的时间里，在重疾缠身的北宋后期，还算是保证了兵部的“清醒”运作。
访好友周同 赠书岳飞
方琼在任兵部待郎职时，再访武术名师河北西路相州府周同。周同，字光祖（1040年—1119年）陕西华州潼关人，人称“陕西大侠铁臂膀周同”，少年习武，称三国姜维的传人，文武兼修，后拜少林派武师谭正芳为师，武功十分了得。曾在京师御拳馆任教头，力主抗辽金，因年老后辞官，在相州府刘光世军营做了幕宾。
方琼曾在京师御拳馆就曾多次拜访过周老，又与宗泽等同为好友，此次前来，是来向刘光世和周老请教新军训练、粮食供给、边境布防等事宜。
周同知自己时日无多，向忘年好友方琼推荐了他的义子岳飞，方琼对年仅十六岁的岳飞甚是喜爱，本有意荐军营任职，只是岳飞年纪尚小，只好待日后武术学成，参军报国。方琼赠岳飞《武经七书》等兵书数本和祖父方白允的行军布阵手稿。方琼归京后数月，周同逝世。
方腊平定 嘉奖韩世忠
北宋末年,外有北辽犯难，内有全国各地数十处发生民变，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睦州方腊作乱。这一年可能是方琼一生中工作最为忙碌的时期，各地战报如雪片飞进兵部，一方面整理各地情报，一方面对各地战况提供战术解述参考，然后呈报枢密院，同时还要根据各地战况提供战备调运，如粮草，如弓箭、马匹等等。
方腊连续攻下清溪、睦州、歙县、桐庐、富阳、杭州等地。
而这时候，梁山晃盖、宋江等集聚百余人立寨作乱，方腊为大恶，宋江为小恶，方琼等力谏先威逼利诱招降宋江等小恶，聚力灭大恶方腊。兵部拟方案报枢密院，汇谭稹、王禀、辛兴忠、杨惟忠等六路兵马，分多面进击。又由海州知府张叔夜招降纳叛宋江众，并为朝廷所用。
宋江部协助王禀部平定方腊驻守杭州城的方七佛精锐部队，生擒方七佛。宋江部在此役损失惨重，向王禀辞行归隐，从此再无宋江信息，倒是武松在攻杭州城断一臂后在西湖之畔出家当了和尚。
方腊终被小校生擒于床第，此小校乃韩世忠，辛兴忠瞒而不报，将战功占归已有。后来方琼安排兵部官员调查，对擒拿方腊有功的韩世忠、方庚等年青小将嘉奖，韩世忠着升承节郎，方庚授承信郎。嘉奖、升职之余，又请御拳馆及兵部官员对年青小将们提供数日的培训学习。小将韩世忠后来成为南宋一代抗金名将，与岳飞、张俊、刘光世等齐名，世称中兴四将。方庚在南宋抗金也屡立战功，曾破金兀术军营，擒兀术一爱妾。
丁忧守制 远离政治
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平定了方腊起义后，朝廷中一些有见识的官员们辩论和研究方腊起义事件，方琼等人深刻分析原因，谏撤销“花石纲”和主持“花石纲”的机构应奉局，将有限资源转投增强国防军队建设上。宰相王甫反对。
对于外患辽金，北宋和金已签盟约，夹攻辽。方琼书万言上陈徽宗，告诉徽宗这盟约最多能保我朝二、三年的和平，要高度警惕金，金狼子野心或更甚于辽。只有加强我国新军训练、提拨年青有才干的将领、加强边防防备，我强他弱才可能真正获得和平。并对童贯的行军打仗能力提出了质疑，谏请重用张孝纯、王禀、种师道、张思正等将领，并附带表扬了韩世忠等年青小将。对蔡京父子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谏重用李纲、宗泽、张叔夜等人。徽宗是书法、诗词的天才，却对治国是个白痴，方琼敢于反对徽宗最为倚重的宦官童贯（太监），无异于自断前途。徽宗竟然将此书转交童贯，童贯对方琼痛恨之极，童贯和蔡京请徽宗将方琼贬职于京外，徽宗听从，将方琼贬于偏远的利州路巴州。
徽宗宣和三年秋（公元1121年），贬职文书初下，将要上任，方琼老家传来噩耗，父亡故，母病危。方琼父亲方琳逝世（享年87岁），按宋制，当守孝三年，方琼辞官，远离朝政。父亲晚年信奉佛教，琼遵父遗愿，将父方琳葬于龙泉里清真寺后。方琼在老家荆湖北路通城县梓木里（今通城县黄袍）开始了3年多的丁忧守制。
创办书院 开设武学
徽宗宣和四年春（公元1122年），从忙碌的朝廷政务突然闲置下来，方琼情绪低落。母亲钟氏见方琼终日郁郁寡欢，就提议方琼种田园、办学堂。方琼应命。
方琼在梓木里新庄村（今石港村）附近办起了一个书院，对穷人孩子一律免收学费。并在学堂侧另僻一间，陈放方家三代所有购得的书籍，免费供附近和周边三县的学子借阅。
方琼在书院后开垦了二三亩地，教学之余且弄田园，可以让孩子们吃到新鲜的蔬菜。读书、教学、种地、写诗、练剑，方琼的生活充实了很多。“解组辞朝归故乡，荣迁甲第落新庄。龙蟠宝盖千年盛，虎踞磨刀万代昌。左排龙印藏金鲤，右列鸡笼罩凤凰。祖德宏深应不朽，儿孙世代绍书香。”这是方琼在故里通城黄袍期间作的一首《新庄自吟》，其中新庄、龙印、金鲤、鸡笼、凤凰皆为通城黄袍当地地名，由于朗朗上口，被当地人广为流传。其他大部分诗作失传。
同年四月，辽军在芦沟桥大败宋军二十万，死伤殆尽。信息传到通城，如此惨痛的战况，让方琼痛心疾首。在岳州府曾任武师，现已年迈的叔父方玠跟方琼讲，我国正处于外敌频扰之际，光教育孩子们读书识字还不够，应该让孩子们文武兼修，习兵法练武术。而且，光招收年幼的小孩子还不够，还要让成年男子在农闲之时也来学习文字武术。方琼对叔父的提议很是赞同，但叔父毕竟年事已高，何人来教呢？方琼想到了同乡徐福（曾是武举人，被贬回乡），即安排叔父方玠任武术总指导，由徐福任武术总教头，由曾习练过武术的二子方晞等人任教官。至于文字学习方面，方琼招募了当地的金炯秀才为教书的老师。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方琼扩办学堂，在崇阳县、蒲圻县、分宁县（今修水、武宁）、岳州府、平江县等地又开设十多处分学堂，以通城学堂规模最大。李隐、李富、罗棋、罗田、张灿、金大禄、金二禄、吴基、刘蒙、杨玄德、夏真等一批秀才和武术教官前往学堂助教。
宣和七年春（公元1125年），师生已达六千之众，其中习武的青壮男子也有二千之多。
金兵来犯 提师勤王
宣和七年十月（公元1125年），金兵向宋朝发出总攻，分两路南下，东路元帅完颜斡里布攻燕京，目标开封。西路元帅完颜粘没喝攻太原，目标洛阳。方琼奉旨戡乱，授镇夷将军，领荆湖北路、荆湖南路的岳州府、鄂州府、潭州府等地仓促召集的一万多兵马援太原。在太原府南的太谷遇金兵二百余人抢劫民财、奸淫民女，方琼率众将士杀金兵百余人，生擒十五人，其余数十人四散逃窜，方琼乘胜追击，再歼敌八十众。方琼一路上又歼灭三支上百人的小队伍，共计六百多人，这些小队伍都是为攻太原的部队筹措粮食的。方琼接太原张孝纯部下来报，他和王禀等将军当死守太原，又有童贯率兵前来接应（童没呆几天就跑了），敌方因久攻不下，粮草不济，已退。方琼大呼痛快。方家军徐福将擒得的金兵四十余人，一个个绑于营前，准备开斩，方琼步前手起剑落，砍掉其中三四个小头目的脑袋，其余的金兵个个吓得面如菜色。徐福问方琼是不是都斩了，方琼挥挥手说：“放了吧。”四十多位金兵连跪带爬、屁滚尿流而去。
方琼正准备请旨驻守太原等边防，却不想又接报金帝国东路军进攻燕京，防务的郭药师劫持知府蔡靖叛变，燕京失守。东路金军长驱南下，京城告急，皇帝诏书全国各路勤王，以解京城之困。于是方琼即提师从山西往京城赶。
前线告急文书和金帝国宣布赵佶叛盟毁约的罪状，连接涌入宋都开封，宋朝廷此时乱作一团，徽宗更是吓得昏厥。李纲等人血书谏徽宗退位，太子赵恒即位，称钦宗。
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方琼率领部队到达京城附近，却遇三千余金兵拦截，方琼一马当先，儿子方晞紧随父亲，一路奋勇杀敌。力战三天，双方各有死伤。第四日凌晨丑时，由方琼领三千众从南路突袭，徐福领三千众从西路，方晞亦领三千众绕往东路，分三路杀入敌营。金营顿时大乱，金营虽乱却也很勇猛，激战一个多时辰，部队终于杀开一条血路，进入开封境内。此战杀敌一千五百多人，方琼部死伤千余，以少胜多，可谓惨胜。
方琼、种师道、宗泽、李纲等人谏钦宗，既西路已退，天下勤王师正陆续集结开封，待勤王师齐聚，可全力进攻东路完颜粘没喝部队，一举歼之。岂知钦宗，竟然接受金方和约，赔款、割地、押人质等。并下令全国任何人胆敢攻打、拦截金兵，当叛逆论罪。
金兵撤退，主战的李纲、种师道、方琼等悉被罢被贬，方琼愤而辞官，方家军徐福、李隐、金大禄、金二禄、方晞、吴基、刘蒙、杨玄德等跟随方琼退回荆湖北路通城县。
力战救驾 壮烈牺牲
钦宗靖康元年夏（公元1126年），金兵又至，仍分两路南下。金军此次一路稳扎稳打，用两个多月时间，将华北三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除了极少数的城池或在固守、或没有攻打外，全部占领。
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西路太原失守，张纯孝、王禀等陆续战死。东路金军直逼开封。朝廷还在为主战与主和争吵。钦宗又诏天下二十三路勤王，命知大名府赵野总北道，知河南府王襄总西道，知邓州府张叔夜总南道，知应天府胡直孺总东道。又在邓州府置都总管府，总辖四种兵马。金兵却是一路南下杀来。钦宗惶急万分，乃下哀痛诏，征兵四方。
方琼在老家也接到县令转交来的钦宗哀诏，望天下名士速速募兵前来御寇，解京城之困。方琼迅速召集知通城县事、知崇阳县事、武校总教头徐福、副总教头李隐、叔父方玠等人商议。附近三县乡亲成年男子纷纷报名参军，凡家中有两名以上壮年男子只招一人，凡是家里只有一名壮年男子的，不接受报名，凡是家中略有富裕的捐钱捐物皆接收小半，大半退回，凡是家贫困的，皆谢绝。训练新军，打造武器等，所有工作都迅速展开。上次是直接领兵，这次却是招募乡勇，武器、粮食都得自筹自备，最难办的是马匹，江南一带养马甚少，不能建一支骑兵，其行军速度、作战能力也将相差甚远。还好开创学堂里有武校，招募兵勇不是空白开始。
没过多久。复又接李纲亲笔信（李纲、种师道又复重用），开封被困，请速来救助。可见情况十分危急。方琼带着从鄂州、岳州二州六县招募来的八千余乡勇，向京城开封进发。
到达京西北路许州城外时，又相遇一帮抢掠的金兵，金兵训练有素，大部分乡勇哪里见过这种真刀真枪的场面。部分乡勇四散而去，只有曾经在武校习练过武术兵阵的两千多壮士跟着徐福、李隐、方晞包围金兵一千多人，金军死伤四百多人，其余七百多人突围而逃。四散的乡勇见方琼打了胜仗，又陆续归队，清点人数还有六千多人。一路行进，多次遇见金军，乡勇再没有以前那么害怕了，连战告捷。共斩金军千余。
行军到达开封时，忭都已然陷落，二帝被掳。方琼领军追逐。方琼本和二帝身边的张叔夜将军约好深夜三更时里应外合，救出二帝的。是夜三更，方琼带领徐福、子方晞杀入金军营，不想对方早有防备，子方晞见父被围攻，冲杀过来救父，解了方琼之困，方晞战死。方琼、徐福、李隐等人突围而出，此战损失惨重。损兵二千。亲子战死，十分悲痛。
方琼带领余兵四千撤退数十里，休整军队。荆湖北路、荆湖南路、江南西路、两浙路等勤王师陆续赶到。方琼本意联络多路勤王师汇合，一同拦截金军去路，救出二帝，但各路勤王师见二帝已掳，胜算不大都放弃了追击，有的投了康王，有的投了自称齐帝的刘豫，有的回乡解散，有的干脆带领招募的军勇回山林立山寨当了大王。此时和方琼有同样忠贞救帝意愿的宗泽部，一路攻打到河北大名，因未见其他勤王师，自料孤军难胜而退回。只有荆湖北路辰州府、荆湖南路鼎州府招募的兵勇有三万多人，其早闻方琼大名，愿意跟方琼一同作战，相约分两路在河间夹击，一路攻击金军主力，一路接应断后，救出二帝、嫔妃、将臣等，在康王处汇合。
是日，方琼伏于金军回途的路边西侧，金军浩浩荡荡而来，但约好的勤王师迟迟未到，徐福劝方将军放弃，方琼只好等待援军一起。眼见俘虏二帝、嫔妃和众臣将的车辕、队伍就要经过，方琼再也忍不住了，立刻下令李隐带一路冲杀断其尾，使队伍尾身不能相连，徐福带一路从队伍的脖颈处冲杀，使大部队的身首不能相连，冲杀过去不得恋战，不管成功失败，都不得回头，冲杀过去后，都去找宗泽，宗泽是其好友，此人重情重义，一定会好生待大家的。说完，自己则一马当先杀入金营，徐福、李隐匆忙带军分两路杀去。方琼杀入金军队伍，近到二帝的车辕，催二帝迅速换马，抄小路南下，但书法、诗词天才徽宗刚伸出头，一箭飞来，射中了方琼的手臂，血流不止，徽宗吓得赶紧缩回。方琼再催二帝换马，从小路突围，徽宗问方琼，我若是就此回去，我的爱妃们怎么办？方琼说二帝先归朝，嫔妃、臣将等我再领军来救，金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方琼三催二帝，已经来不及了，身中数十箭，两眼泪花，死不瞑目，时年五十八岁。徐福领军折返来援，也被射杀于马下。此时衡州勤王师赶到，见势擂鼓呼喊助威，金军见有授军，也不再追赶李隐部，李隐、吴基等带领残部千余人撤退，投奔了宗泽。
方琼战死，二帝落泪，随臣落泪，嫔妃哀泣，金军无不动容，下令厚葬方琼、徐福等，杀马、洒酒祭之。
高宗下诏 修建忠祠
建炎元年，康王被拥为宋朝皇帝，史称南宋高宗。高宗下旨，将方琼归葬于通城县城东四十华里的龙印桥象形山，石刻多块，一石刻兵部尚书四字，一石刻镇夷将军四字，一石刻方琼生平，一石刻一门三尚书忠臣简介。1977年田园化时象形山墓被土淹，迁葬方家村汤管山，公元2004年重修古墓，占地15亩，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宰相李纲上书，“靖康之祸，有仗义死节者，请加赐恤”。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高宗皇帝下诏修建忠臣庙，赐“元老名家”牌匾于方琼子孙，文官见字落轿，武官见字下马。忠庙建于通城县黄袍山鸡呤岭（雷吼村），斯地山峦起伏，胜景颇多，庙前有路往来崇阳通城二县，故忠臣庙建于此。由知通城县事尹仲志主持修建。
清代康熙四十四年，通城县令辛禹昆主持在原址重修忠庙。
清雍正年间，知县周琪奉宪建忠孝祠，将琼祀入县忠孝祠，立方琼殉难碑、方琼雕像于通城县城东门，定祠生一员，世主祀事。
忠庙于文革时期损毁，1994年重修，修复忠臣庙其面积为两百多平方米，分上下两幢，八室二厅，正堂位列迪、琳、琼三公石雕塑。今又于公元2013年由方琼后代方小桃女士为首捐资在原址重修，名方琼纪念馆，近处福隆寺并入，馆寺合二为一，面积约七百多平米。馆前有尚书池，馆后有将军岩，侧有香客房。
在北宋时期，黄袍山狮菇尖（又名八仙峰）的山顶曾有一塔，名会仙塔，南宋时为纪念方琼改名琼英塔，峰峦依然傲立，塔却不知所踪，山顶现仅有一处百余平米的平地。在白水岩瀑布顶端右侧的怪山峰上有一名石：试剑石，相传为方琼听闻金兵来犯时怒劈所成，现在怪石峰还可找到裂痕笔直的数石。
后世不忘 琼公一代忠魂
建炎二年，知通城县事尹仲志（赐进士第，文林郎）为方琼忠庙撰写碑文。碑文内容如下：“自乾坤定位，伦常为主，五伦之中，君臣之大，父子为亲，为臣忠死，为子死孝，理固然也，如我朝金寇横逆，社稷有累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凡为臣子者，莫不当奋勇争先，愿系逆贼之首，食内寝皮而甘心也，惟琼公居其间，忠贞自官守，力战剿贼，不意全国失利，皇上北辕，公遂捐身赴难，迄今想见其精忠之忱，动摇山岳，刚之大所，凌逼云霄，岂偷生苟禄之流所可论乎？赐之庙祀，恤食万世。我朝报公之德不为不厚，然亘古纲常，君臣大义，公之扶持，亦不为不矣，是为志。”建炎二年八月初，已被罢免丞相而贬居鄂州的李纲由江西分宁经苦竹岭过通城，曾亲临梓木里（通城黄袍），祭拜方琼坟墓，以怀念这位为国尽忠的将军。赠刻“忠义英雄”四字的石碑立于墓侧，又到正在施工的忠庙参访，受方琼长子方暄之请，代书庙门联“抗强敌保家邦勋功垂青史，光祖德建忠庙正气满人间”。
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征杨么，过通邑，憩崇仙里”。民族英雄岳飞奉旨率兵到洞庭湖剿农民起义军杨幺。驻扎通城期间，曾专程到黄袍山方琼忠庙祭拜。“我师琼公，曾持兵部。主勤武兴农，未纳。感朝议混乱，意灰。师母病危，辞官尽孝。归隐山乡，怡于剑笔。金兵来犯，年迈而出，提师勤王，奉帝亲征，以胜而归。夷人再犯，二帝已掳，力战救驾，捐躯国难。名垂史册，一代忠魂。”
清熙四十四年通城知县辛禹昆再写劝捐建祠文：“宋忠臣方公讳琼，竭忠尽节，庙祀鸡鸣岭下，志载昭然可考也。奈沧桑叠变，片瓦无存，其裔孙辈奉像轮祀于家久矣！今奉抚督二宪钦奉。圣谕，加意古忠孝节烈檄，修庙宇无祠者或入主于他祠，而生员方国翰暨族长方纯夏等，吁请建祠。其报本追远诚，洵属可嘉。本县秉彝好德之心，何能忍置然？鸠工庀非旦夕可就，遂论附主于乡贤祠，盖暂也而非常也，兹捐征俸外命国翰等传与通族同心，踊跃庙貌聿亲。方公在天之灵，必怡然而飨其祀，祖灵欢悦后嗣必昌，从此林林总总，衣冠科第自有兴者，皆方族孝思之所致也。若借公营私或为之不力，力而不成，不特死无以见祖宗，生无以对乡党。本县以尔等不孝论断，不尔宽国翰纯夏等其勉之者哉！”
4. 鼎州沧水驿楼在现在的什么地方
píng lín mò mò yān rú zhī ， hán shān yī dài shāng xīn bì 。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
míng sè rù gāo lóu ， yǒu rén lóu shàng chóu 。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yù jiē kōng zhù lì ， sù niǎo guī fēi jí 。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
hé chù shì guī chéng ？ cháng tíng lián duǎn tíng 。
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
菩萨蛮·闺情翻译：
远处舒展的树林烟雾漾潆，好像纺织物一般，秋寒的山色宛如衣带，触目伤心的碧绿。暮色进了高高的闺楼，有人正在楼上独自忧愁。
玉石的台阶上，徒然侍立盼望。那回巢的鸟儿，在归心催促下急急飞翔。哪里是我返回的路程？过了长亭接着短亭。
菩萨蛮·闺情赏析：
这首词上下两片采用了不同的手法，上片偏于客观景物的渲染，下片着重主观心理的描绘。然而景物的渲染中却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主观心理的描绘又糅合在客观景物之中。因而从整体上来说，情与景、主观与客观，又融成一片。
这首词选择的时间是一个暮色苍茫、烟云暖暧的黄昏，季节是秋冬之交。开头两句为远景，“平林漠漠烟如织”便传达出一种空寞惆怅的情绪，它起到笼罩全篇的作用。如烟如织，扯也扯不开，割也割不断。就连那远处碧绿的山色也使人着恼，叫人伤感。这似乎是静态的写生，是一种冷色的画面，但静态之中又夹杂着主观的感受，给人一种潜在的骚动感，撩人意绪。接着，这种骚动感由潜在到表面化了。“暝色”句为近景，用一“入”字由远而近，从全景式的平林远山拉到楼头思妇的特写镜头，突出了“有人楼上愁”的人物主体，层次井然，一个“入”字使整个画面波动起来，由远及近、由潜在到表面化。看起来是客观景物感染了其人，实际上是此人内心感受在不断深化。至“有人楼上愁”句，这个由客观到主观、由物到人的过渡完成了。这个“愁”字把整个上片惆怅空寞的情绪全部绾结在一起，同时又自然地过渡到下片。承上启下，臻于绝妙。
下片立足于主观的感受上。在暮霭沉沉之中，主人公久久地站立在石阶前，感到的只是一片空茫。“空”也是上片所勾画的景物感染下的必然结果。主观情绪并不是孤立存在着的，它立刻又融入了景物之中——“宿鸟归飞急”。这一句插得很巧妙。作者用急飞的宿鸟与久立之人形成强烈的对照。一方面，南宿鸟急归反衬出人的落拓无依；另一方面，宿鸟急归无疑地使抒情主人公的内心骚动更加剧烈。于是，整个情绪波动起来。如果说上片的“愁”字还只是处于一种泛泛的心理感受状态，那么，现在那种朦胧泛泛的意识逐渐明朗化了。它是由宿鸟急归导发的。所以下面就自然道出了：“何处是归程?”主人公此刻也急于寻求自己的归宿，来挣脱无限的愁绪。可是归程在何处呢?只不过是“长亭连短亭”，并没有一个实在的答案。有的仍然是连绵不断的落拓、惆怅和空寞，在那十里五里、长亭短亭之间。征途上无数长亭短亭，不但说明归程遥远，同时也说明归期无望，以与过片“空伫立”之“空”字相应。如此日日空候，思妇的离愁也就永无穷尽了。结句不怨行人忘返，却愁道路几千，归程迢递，不露哀怨，语甚酝藉。韩元吉《念奴娇》词云，“尊前谁唱新词，平林真有恨，寒烟如织。”短短的一首词中，掇取了密集的景物：平林、烟霭、寒山、暝色、高楼、宿鸟、长亭、短亭，借此移情、寓情、传情，手法极为娴熟，展现了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活动，反映了词人在客观现实中找不到人生归宿的无限落拓惆怅的愁绪。
历来解说此词，虽然有不少论者认为它是眺远怀人之作，但更多的人却说它是羁旅行役者的思归之辞。后一种理解，大概是受了宋代文莹《湘山野录》所云“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一语的影响。以为既然题于驿楼，自然是旅人在抒思归之情。其实，古代的驿站邮亭等公共场所以及庙宇名胜的墙壁上，有些诗词不一定是即景题咏，也不一定是写者自己的作品。细玩这首词，也不是第一称谓，而是第三称谓。有如电影，从“平林”、“寒山”的远镜头，拉到“高楼”的近景，复以“暝色”做特写镜头造成气氛，最终突出“有人楼上愁”的半身镜头。分明是第三者所控制、所描撰的场景变换。下片的歇拍两句，才以代言的方法，模拟出画中人的心境。而且词中的“高楼”、“玉阶”，也不是驿舍应有之景。驿舍邮亭，是不大会有高楼的，它的阶除也决不会“雕栏玉砌”，正如村舍茅店不能以“画栋雕梁”形容一样。同时，长亭、短亭，也不是望中之景；即使是“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中的最近一座，也不是暮色苍茫中视野所能及。何况“长亭更短亭”，不知凡几，当然只能意想于心头，不能呈现于楼头人的眼底。
5. 鼎州科技
瓷器，是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一项特殊贡献。它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科技智慧和独特的审美意趣，是中国古代科技与文化结晶的典型代表。
瓷器既是一种生活日用器皿，同时又是根据各时代人们审美意识创作出的工艺品。自瓷器产生之后，在早期和发展阶段，每一件成功的瓷器制品，都可以说是实
用性与艺术美和谐统一的产物。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宝库中的奇葩，精美的中国古代瓷器理所当然地成为海内外的收藏热点，吸引着全世界收藏界的目光。
中国瓷器的美，是全方位的：既体现在器表所饰瓷釉的晶莹剔透和瓷胎的细腻
让人们倾倒和痴迷的中国古代瓷器，自然是有着极高的审美情趣和美学价值。致密上，又呈现出器物制作工艺的精细和造型的优美多姿上，还展现在装饰手法的技巧和纹样图案的华美上。当然，不同时代的瓷器，会有各自不同的时代风貌，因而也会展现出不同的审美侧重——中国古代瓷器制作中力求表现出的艺术性和美感，无不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古代上层社会——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以及文人墨客更多地决定着社会的时尚和社会审美取向。在东汉瓷器创烧以迄唐代，由于瓷泥难以纯净，胎质难以大幅度提高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社会特别看重的是瓷釉和釉质所具有的特征。这一审美侧重，决定了中国瓷器在初创时期和发展时期的演变途径——立足于开掘出瓷器釉色和釉质所带来的美感。早在东汉我国就成功地烧制出青釉和黑釉瓷，北朝至隋唐又创烧出黄釉和白釉瓷。对这些单色瓷釉的制作和使用，反映出当时人们审美意识所追求的意境——获得与自然界的各色玉石相仿的效果。重视美玉的传统观念在这里很自然地与瓷器审美侧重相融合起来。于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烧造出的青、黑、黄、白色的单色瓷釉可否达到玉质美感，不仅是对其进行观赏和评价的重要标准，而且成为众多窑场努力的方向。
毫无疑义，这种以玉喻人的审美意识——对瓷器单色釉的评价以是否有玉质感为标准，决定了中国制瓷业两千年来的主导思想；即使在中国制瓷史上的后期阶段，釉上彩、釉下彩、釉上彩和釉下彩相结合的彩瓷鼎盛时期，仍然对瓷器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瓷器
原始瓷器自商周时期发端，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东汉，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既有艺术装饰而有具有实用价值的原始瓷器，成为浙江、江苏等地主产区的外销产品。
东汉原始瓷器，胎质坚硬致密，器物大半部上釉，只是近底处无釉；由于改刷釉法为浸釉法，釉层增厚，胎釉结合的状况大为改进，脱釉现象少见。器型比较规整，多用快轮拉坯成器身，再粘接器底而成。器身为素面，有简单的弦纹和水波纹。
到东汉晚期，由专烧原始瓷器的原始瓷窑烧制出成熟青瓷和黑瓷——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了。
这种刚从原始瓷器演变而来的青瓷，无论在造型和装饰风格等方面，都与原始瓷器有相似之处，但它已经是脱胎换骨了——通过原料粉碎和成型工具的改革，胎釉配制方法的改进，窑炉结构的进步，烧成温度的提高等技术进步，它具有胎质吸水性低、透光性好，胎釉结合紧密，釉层具有较强的光泽度，已达到了真正瓷器的标准。
东汉晚期出现的新兴制瓷业，为魏晋南北朝的瓷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陶器与瓷器的区别
原料
陶器的原料主要是用易熔黏土（经过淘洗或未淘洗的陶土），掺砂或炭末烧制；原料中所含三氧化二铝、三氧化二铁的成分控制不严，尤其是三氧化二铁的比例较高。 瓷器的原料主要是含熔剂较少的黏土（如高岭土、瓷土），即三氧化二铝含量高，三氧化二铁含量低的黏土，这样烧出的胎质才白。
烧成温度
陶土因含三氧化二铁成分较高，所以烧成温度不能超过摄氏1000度，否则就会造成陶器变形熔融。在1000度以下火候中烧成的陶器，扣之，声音低沉。
瓷土中的三氧化二铁成分较低，三氧化二铝的成分较高，故可承受摄氏1200度以上的高温烧造，这样使得胎质烧结致密，不吸水分，敲击发出清越的金石之声。
釉质
陶器开始不施釉，后来出现釉陶，由于是低温烧造，所采用的是低温釉或铁质釉，烧造出的成品胎釉结合不够好。 瓷器一般都施釉，釉的品种多，胎釉结合紧密、牢固，釉质厚薄均匀。
在上述几个区别中，制胎原料是最重要的方面，烧成温度和施釉是次于原料的另两个方面。
可以肯定地说，瓷器生产是基于陶器生产而又高于陶器制造的一个门类。其工艺价值、审美价值都在陶器品类之上（唐三彩、明清紫砂陶等特种工艺陶除外）。
三国时期的瓷器
三国的制瓷业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都相继建造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尤其是江南的浙江地区，窑场广布，瓷业得到空前的发展。
三国时期的南方青瓷瓷器（主要是江南地区）普遍采用龙窑烧造，龙窑具有容积大，热效率高，燃料省，造价低等优点，使当时的瓷器产量、质量都有提高。
瓷器的成型采用了轮制拉坯技术，并辅以拍、印、堆、雕和模制等技术，使器物不仅造型规整而且美观。
瓷器的瓷胎原料都用当地瓷土，胎色呈浅灰色，与东汉晚期相似。
釉料使用石灰釉，釉色呈淡青色，透明度较高，富有光泽。施釉用浸釉法。釉层厚而均匀；烧成温度掌控得当，无流釉或剥落现象。
瓷器的器型在造型和装饰上承袭了汉代特征，常见的器型有碗、盘、洗、碟、钵、盆、罐、耳杯、格、香薰、虎子、水盂、水注、唾壶、盘口壶、鸡头壶、羊形器等，还有房屋、谷仓、灶、鸡笼、狗圈等随葬冥器。
瓷器纹饰较多吸取了汉代陶器、铜器、漆器的图案花纹，有弦纹、水波纹、铺首及兽足。
断代提示
三国时期的瓷器罐、壶类等琢器器体不断加高，上腹收小，下腹和底相应扩大，重心向下。碗等圆器都是拉坯成型，胎壁厚薄一致。
三国时期南方青瓷主要窑口
越窑
越窑是浙江境内著名的古代窑址，位于浙江绍兴、上虞等地。自东汉晚期烧制成青瓷，以迄宋朝，一千多年，其青瓷烧造，从未间断。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羽《茶经》中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越瓷类玉……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
越窑自东汉创烧青瓷以来，三国时期主要烧造青瓷，其鉴定特征是：
胎质：坚硬细腻，胎呈淡灰色，少数烧成温度不足的，呈淡淡的土黄色。
釉汁：釉色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釉层均匀，胎釉结合牢固，极少有流釉或釉层剥落现象。
器型：与前代相比，品种繁多，样式新颖。常见器物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等日用瓷器，以及谯斗、火盆、鬼灶、鸡笼、狗圈、谷仓、碓、磨、米筛等明器。
纹饰：主要是弦纹、水波纹、耳面印叶脉纹、铺首等；拍印、模印、雕刻等传统装饰继续保留；晚期出现了方格网纹，并在器身上堆塑人物、飞鸟、亭阙、走兽、佛像等，装饰逐渐繁复。
瓯窑
瓯窑在浙江温州，自汉代就开始烧造原始青瓷。三国时期烧造青瓷，其鉴定特征是：
胎质：呈色较白，白中略带灰色，胎质较粗，坯体没能完全烧结。
釉色：颜色大多淡青，透明度较高，也有少量青黄色和青绿色。
器型：与越窑大致相同。但基本不生产三足洗、狮形烛台、蛙形水盂、格等一类日用器和文具，也基本不生产用于随葬的明器。
纹饰：多为弦纹。
婺州窑
婺州窑位于浙江的金华地区，是浙江境内仅次于越窑的著名古窑。由于其地在隋唐时属于婺州，故名婺州窑。该窑址三国时期烧造的青瓷，具有以下特征：
胎质：普遍呈浅灰色，断面较粗，没有完全烧结。
釉色：一般为淡青色，少许为青灰色或青中泛黄；釉层厚薄不匀，常凝聚成芝麻点状；釉面开冰裂纹，在釉层开裂处和胎釉结合不紧密处，往往有奶白色的结晶体析出（这是婺州窑青瓷特有的一种现象）。
器型：以盘口壶、碗、碟、罐、水盂等日用器物为主，有少量猪圈、鸡笼、水井、谷仓等明器。独具特色的器物是人形五联罐、三圆柱形足水盂。
西晋时期的瓷器
西晋时期的青瓷，较之三国时期的青瓷，在烧造技术上又有了提高：依然使用石灰釉，但已掌握了釉中氧化铁的恰当比例，并基本控制了还原焰的烧成气氛。其鉴定特征是：
胎质的质地比较细腻，胎色较深。
釉色多为青色，色调稳定，而且有透视感。
器型增加很多，除三国时的器型之外，新出了不少器型，如鸡头、羊头、虎头双耳罐，鹰形盘口壶，人形、熊形、兔形水注，辟邪水注，方形或圆形扁壶、三足盘、水盂，盥盆、瓷俑等。
纹饰装饰普遍使用各种印、划或堆贴花纹，通常在器物的口沿或肩腹部划弦纹和压印斜方格网纹、连珠纹、禽兽纹等。器物上还常常堆贴铺首等立体纹饰，常与网纹、连珠纹带结合在一起，使之具有多层次的艺术效果。
断代提示
西晋时期的青瓷，已受到佛教东传的影响，出现了佛造像、忍冬纹等佛教艺术的因子。
西晋时期的主要窑址
越窑
西晋时期的越窑青瓷，较之东汉晚期和三国时期青瓷区别较大。其鉴定特征如下：
胎质：胎骨较以前稍厚，胎色较深，呈灰色或深灰色。
釉色：普遍为青灰色，釉层厚而均匀。
器型：此时的器型矮胖，端庄稳重。品种较多，除日常生活用瓷和文具、卫生用瓷之外，还有许多随葬的明器。主要有盘口壶、扁壶、鸡头壶、尊、罐、洗、盆、格、盒、灯、砚、水盂、唾壶、熏炉、虎子、猪栏、狗圈等。
装饰：器身多以铺首、弦纹、斜方格网纹、连珠纹或忍冬、飞禽走兽组成的花纹带为装饰；器足多以刻画细腻的龙头、虎首、熊形来装饰。
瓯窑
胎质：较粗，胎色呈白色。
釉色：青色，色淡，胎釉结合欠佳，常有剥釉现象。
纹饰：较为简单，有弦纹、水波纹。
器型：与同期越窑相同。
婺州窑
西晋前期青瓷类似三国时期的青瓷，西晋后期有较大变化，其特征是：
胎质：用红色黏土作坯料，烧成后的胎呈深紫色或深灰色。
釉面：在胎上使用化妆土，因此釉层滋润柔和，釉色青灰或青中泛黄。其釉面开裂和析晶的情况比以前使用瓷土做胎的瓷器还严重。
器型：主要有盘口壶、罐、盆、碗、碟、簋、水盂、唾壶、虎子等日用器物；明器有谷仓、水井、谯斗、鸡笼、猪圈等。罐壶等肩部近平，上腹向下斜出，下腹向内聚敛，有别于其它瓷窑。
东晋时期的瓷器
东晋时期瓷器的最大特点是，青瓷与黑瓷共存，单一的青釉传统被突破。
青瓷在西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造型更加丰富，装饰更加美观。其具有以下特征：青瓷生产开始普及，器型和装饰由繁复趋向简朴，注重经济使用。黑瓷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青瓷与黑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在工艺上设法加重铁釉着色，便能烧造成漆黑闪亮的黑瓷。早期的黑瓷呈色多为黑褐色，玻璃质感差，到东晋时期，浙江的德清窑才烧制成功真正的黑瓷。黑瓷的出现，丰富了釉装饰的内容。
东晋时期的主要窑址
越窑
东晋时期初期，与西晋时期的风格相类；东晋中后期，生产有扩大的趋势。其鉴定特征是：
器型：偏重于日常用器，如餐饮具、文具、卫生用瓷，停烧以前曾大量烧造的随葬用明器。新出的器形有莲花尊、牛形灯、圆形格盘等。器形演变由西晋时的矮胖逐渐向高瘦发展，变得更为秀气。
装饰：趋于简便，大多通体光素，仅在肩、颈、口沿等部位装饰一二道弦纹，少数器物上使用水波纹和莲瓣纹。西晋后期出现褐斑装饰，此时盛行。普遍在器物口沿、肩腹部醒目处和盖面上点彩，变幻出多姿多彩的优美图案。为以后的釉下彩绘瓷的烧造成功创造了条件。
瓯窑
东晋时期的瓯窑，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其鉴定特征如下：
胎质：胎子细腻，呈白色。
釉色：釉层厚而均匀；釉面大多呈淡青色，部分为青绿色，青黄釉少见；胎釉结合牢固。
器型：以牛形灯、五联罐、褐彩盖罐等器为特色。
纹饰：普遍使用褐彩，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器物口沿及肩腹部加几点褐彩，或者在器物的肩腹部褐色点彩组成各种图案；二是绘长条形褐彩，用毛笔绘彩，起笔细，收笔粗；线条的粗细长短视画面大小而定，盖面小条形褐彩就细小，器腹部大，条形褐彩就粗大。
断代提示
用毛笔绘的条褐彩这种装饰手法是瓯窑独有的，为当时其它瓷窑所不见。
婺州窑
胎质：仍沿用西晋后期的红色黏土作坯，胎色较深，多呈深灰色或紫色。
釉色：青黄色或青黄中泛一点褐色，釉面开裂，析出晶体较多。
器型：主要有罐、壶、碗、碟、水盂、鸡头壶等器，不见明器。盘口壶腹部瘦长，肩腹采用柔和的圆弧形廓线，有别于其它瓷窑。
德清窑
德清窑位于浙江德清县的焦山、丁山、戴家山、陈家山等地，是浙江境内最早的黑瓷产地之一。虽然烧造历史很短，从东晋至南朝初年，仅一百多年时间。但由于它的产品青瓷黑瓷覆盖面较广，所以，在历史上仍很有影响。
胎质：多为黑褐色，少数是灰色或白色的。
釉面：青瓷釉色较深，一般呈青绿、豆青或青黄色，釉层均匀，具有较好的光泽。 黑瓷釉层厚，呈黑褐色或黄褐色，佳者釉面滋润，色黑如漆，釉光闪闪。
器型：有碗、碟、盘、钵、盆、耳杯、盏托、罐、盘口壶、鸡头壶、唾壶、虎子、香炉、灯等器物。所产茶盏再配上浅盘形的盏托，成为时尚茶具。直筒形小盖罐和扁圆形的盖盒，也是独具特色的产品。
纹饰：比较简单，通常是在器物的口沿和肩腹部划几道弦纹，或在青釉器上点上几点褐彩。
断代提示
德清窑瓷器造型简朴实用，轮廓线柔和，风格与婺州窑相似，不像越窑瓷器那样挺拔。
南朝瓷器
南朝瓷器在两晋时期的基础上，得到很大的发展，创造出不同于前代的新风格。
南方瓷业出现了闸钵烧造，青瓷已发展到很成熟阶段：在器形上，品种更加多样化；在器物造型上，趋于高大规整；在装饰上，改变了东晋时期的简单质朴，纹饰繁缛华丽，工艺细致精巧。
南朝主要窑址
越窑
南朝时期的越窑在制瓷工艺上与前期相比，没有多少变化，变化主要是在器型和纹饰方面。
胎质：胎呈灰色，胎壁致密；有少数胎较松，呈土黄色。
釉面：通体施青釉，釉色匀净。
器型：主要有碗、盘、盏、壶、罐、盏托、唾壶、虎子、鸡头壶等器型。其代表性器物是青釉刻花壶，也是南北朝时期所独有的器形。该壶大口、折沿、短颈、圆腹、平地假圈足。肩围置流、柄以及二竖耳——流是短流，略弯；柄是短柄，上立，外翻；耳是复式系耳，双系耳耳孔较大。两侧系耳对称，管状短流与单柄相对。这种单柄壶是隋代注子的前身。
纹饰：前期的褐色点彩依然流行，只是褐点小而密集。装饰纹样主要是刻划莲瓣纹，多为仰覆莲瓣。出现连续卷草花纹，即缠枝花纹；它是以植物的枝干或藤蔓为骨架，向上下、左右延伸，形成波线式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或用于填充画面。这种装饰纹样循环往复，婉转流动，节奏鲜明。
断代提示
莲花装饰在南朝青瓷中普遍使用，此期越窑在器物外壁或盘面常常划刻重线仰覆莲，而且最早使用卷草纹（缠枝花纹）。
瓯窑
釉色：普遍偏黄，开冰裂纹，容易脱落。胎釉结合还不如东晋。
器型：与越窑相同。
纹饰：常见弦纹、莲瓣纹和褐彩，其中褐彩使用最为普遍，最有特色，与东晋时期相似。
婺州窑
釉色：普遍呈青黄色，胎釉结合较差，容易剥落。
器型：继承了东晋以来的造型和品种，碗、钵、盏的数量大增，出现盏托。
北朝瓷器
公元六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据考古发现，北齐武平六年范粹墓中的白瓷可能是最早发现的白瓷），中原地区也出现了本地烧造的白釉瓷器。从此之后，我国制瓷业便形成了两大系统——以浙江上虞一带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主要烧造青瓷的南方瓷系；以中原（河南、河北、陕西）一带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主要烧造白瓷的北方瓷系。
北方出现馒头窑，窑温明显提高，烧制出的瓷器更坚硬。同时出现了许多新型窑具，例如高大粗壮的各种垫具，坯件叠烧时用的各种间隔具，等等。
北朝瓷器全属于日常使用器物，如碗、盘、杯、缸、壶、瓶、盒等，很少陈设器和明器。生产的白瓷、青瓷、黑瓷都以素面为主，很少有纹饰。纹饰装饰主要是莲瓣纹、弦纹、划纹。
北朝时期的青瓷，与南方青瓷相比，还处于初期阶段的烧制水平：胎质较疏松，胎骨厚重，釉色青灰，挂釉不到底，易于剥落。
北朝时期的早期白瓷，胎料经过淘炼，比较细白，没有上化妆土。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但仍普遍泛青，有些釉厚处呈青色。由此可见白瓷脱胎青瓷的渊源关系。器型有碗、杯、长颈瓶、三系罐、四系罐等。
北朝北齐时期，已能烧造成熟的黑瓷，改变了南方黑瓷独盛的局面。其胎骨比较坚硬细薄，有的釉色漆黑光亮，釉质均匀；有的釉层较厚，器上半部呈黑褐色，下半部呈茶褐色。器型有碗，四系缸、罐。
北朝主要窑址——寨里窑
斋里窑位于山东淄博市城东，其时代为北齐，是目前所发现的南北朝北方唯一的青瓷窑址。
胎质：胎骨一般较薄，胎质粗糙，胎色灰白，火候较高（可能是用馒头窑烧制）。
釉色：深浅不一，有带青褐色，有带青黄色；釉面厚薄不匀，多黑色斑点；胎釉结合不紧密，有剥釉现象。后期采用二次上釉法，釉层加厚，明亮光泽。
器型：多为碗、盘、缸，其中直壁平底足碗数量最多。
纹饰：多为刻划的莲瓣纹和同心圆纹。
底足：多挖成内凹形。由于用三足支钉叠装焙烧，烧好的器物内底面留下难看的疤痕。
南北两大瓷系的产品特点
南方瓷系
1造型比较秀气，胎质颗粒较细，胎色瓦灰，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空隙度小，胎中黑少。
2瓷器胎料中的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硅的含量较北方为高；三氧化二铝和二氧化钛的含量都较北方瓷系为低。
3釉层青绿发翠，有的带暗黄色，有半木光。
4瓷器烧成温度较低，一般在摄氏1200度左右。
北方瓷系
1造型比较新颖，器体高大粗犷；胎体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2瓷器胎料中的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达32%；二氧化钛的含量也高，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较南方为低。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瓷器的偏深一些。
3釉层较薄，玻璃质强，颜色灰中泛黄。
4瓷器烧成温度高，多在摄氏1200度~1300度。
隋唐五代时期的瓷器鉴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瓷业的空前发展，为隋唐时期的瓷业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而全国的大一统局面，又为隋唐瓷业的发展开辟出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南北朝时期所产生出的南北两大瓷系，在隋唐统一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下，双方有加快交流和交融的趋势，但它们毕竟是数百年对立时期的产物，难以在短时期内消弥两地在文化上的差异，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系和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系，相对而立，自成体系，形成了唐代瓷业布局的“南青北白”的显著特征。
在隋唐五代时期，隋唐五代瓷器的审美情趣是以类玉为上，这不仅是受限于瓷器生产的时代条件，也是社会上层和文人的审美取向的必然结果。在唐人的某些诗句中，就大量用瓷器与玉器进行类比，明确表露了他们对单色瓷器的审美取向。如顾况的诗《茶赋》就有：“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是对“似玉”的越窑青瓷的赞美。又如杜甫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中有：“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是对“扣如哀玉”“胜霜雪”的大邑白瓷的感慨。基于此因，唐代茶圣陆羽在评价当时国内烧瓷水平最高的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时，认为“邢瓷类银，越瓷类玉”，故“邢不如越”，以“类玉”的越窑青瓷定为唐代瓷器的最上品。在越窑青瓷中又以晚唐五代至宋初被誉为“千峰翠色”的秘色瓷为最高水平。
古人这种想往和喜爱玉质的审美意识，由来已久，它是中华文化自远古和三代就崇尚玉器观念的延续和发展。“昔者，君子自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岁，义也。垂之如队，礼也。扣之其声清越以长……”（《礼记·聘义》孔子云）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诗经·秦风·小戎》）。这种以玉来象征君子美德的观念，影响了中国历代君王和士大夫，然后成为社会的共识。在社会整体接受了以玉为宝贵的观念的大环境下，将玉的概念自然地引申到瓷器制作上，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于是，被授予了人格化的种种美好品质的玉，便成为唐五代瓷器品质高低的评判标准。
隋代主要窑址
贾壁村窑
窑址位于河北磁县峰峰矿区之西的贾壁村，是北方有代表性的青瓷窑场。
胎质：分为两类，一类胎质细腻，颜色灰白，瓷化良好；一类胎质较粗，有黑色斑点，瓷化较差。
釉质：胎质细腻者胎面施透明青绿色釉，流釉现象不显著；胎质较粗者胎面施青褐色釉，常有流釉现象。内外施釉，外部釉不及底。
器型：器物一般胎体厚重，形体较大而不变形。器物成型主要是轮制，少数附件如砚足、罐系、把柄等是用模印、手捏而成。器物有碗、钵、高足盘、壶、罐、盂、砚等，其中以碗、钵、高足盘为最多。由于叠烧，器内均有三个支钉痕迹。
纹饰：素面器为主，有的钵内划有花瓣纹和波浪纹。